7月1日，参观者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观看再现中共一大会场的情景雕塑。（新华社图）

    石仲泉

    一、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现在，这8个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我们党的“初心”是什么？

    中华民族是个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古代中国曾以世界上头号富强大国“独领风骚”达1500年之久，但到了近代，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这个已在内腐的庞然大物轰然坍塌。1840年鸦片战争特别是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这个曾在世界上独占鳌头的“天朝上国”， 迅即成为由多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积弱积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仅仅五六十年间，几乎所有西方和东方列强通过上十次侵略战争，签订一个比一个苛刻的数百个不平等条约，进行疯狂掠夺，使中国失去了300万到500万平方公里领土和十几亿两白花花的银子。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边缘。正是这种苦难中国的历史背景，呼唤着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初心”，就是接过先进中国人“击鼓传花”的接力棒，振兴中华。尽管这是孙中山首次提出的，但它凝聚了中国人民的心声。成立中国共产党，不就是要救国救民吗？振兴中华，就是救国救民。按照我们现在规范的表述，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历史使命。具体到每个党员，他们的“初心”在不同的时代有差别，有的甚至天壤之别。比如，党的一大的13名代表，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很不一样，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坚持革命“初心”的，善始善终，或为革命牺牲，或奋斗到革命成功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前者有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何叔衡、陈潭秋；后者有毛泽东、董必武。

    这里就聊聊毛泽东的“初心”。毛泽东参加党的一大时28岁，属于比较成熟的了。他主要是经过五四运动的大洗礼，思想发生飞跃。在参加新民学会后受到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很大影响，到北京、上海又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很大影响，并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了比较正确的理解。1920年11月，毛收到蔡的信。蔡写道：在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搞阶级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方法。而要如此，就必须先组织共产党。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早作准备。随后，毛泽东在长沙就开始组织共产党组织。他自己说过：1920年冬天，我在组织共产党的工作中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在党的一大，他尽管没有作长篇大论的发言，但他细心观察和思考中国革命的未来，表现沉稳，踏实工作，要把中国这个地盘的情形调查研究清楚，因而他率先探索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成为我们党的领袖。

    第二类对革命“初心”一度动摇，后来又回到革命行列甚至党的队伍的，有李达、刘仁静、包惠僧。

    第三类为背叛革命“初心”的，或汉奸，或叛徒。前者有陈公博、周佛海，后者为张国焘。

    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党当时是怎么统一思想，重新明确“初心”的？

    我参加了1981年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组工作的全过程。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在酝酿起草一个新的历史决议。延安整风运动后制定并为党的七大原则通过的历史决议，解决了民主革命时期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经过“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怎样评价建国以来党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怎样评价“文革”的历史是非，还有怎样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和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急需要解决。当时党内和社会上思想很乱，非常对立的极端看法不少。不正确解决这三大问题，统一全党思想，就无法进行改革开放。

    但是要统一思想很不容易。起草组在1980年冬天已经有了初步成型的稿子，拿到以高干为主的四千人范围内去征求意见。没想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一年多了，不同意见的对垒，许多认识的分歧仍然很大。特别是坚持要全盘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意见还有不少，而且言辞很激烈。在这个时候，邓小平起了关键作用。他顶住了巨大压力，明确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他对如何写好这个问题的那坚如钢铁的态度，令我们参加起草工作的同志终身难忘。他的一系列讲话不仅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毛泽东的功过，始终坚持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晚年犯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而且以过人的政治智慧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明确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就解开了此前不少老同志没有能解开的历史之结。从而，在坚决地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方针之后，又坚决顶住了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思潮。这个决议既指出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又维护了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的历史地位；既批判了“两个凡是”，又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继续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崇高地位。这就坚持了党的“初心”，也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又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去实现党的奋斗目标。

    三、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纪念建党95周年时，讲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话，那么他本人是怎样的“初心”呢？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纪念建党95周年时，讲了“不忘初心”。其实，此前，他已讲过两次，最早他明确地讲“不忘初心”，是在2015年7月1日给首次精确测定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的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6位老队员、老党员的回信中。他说：“忠于党、忠于人民、无私奉献，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是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奉献而不断铸就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第二次是同年12月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讲的。他说：“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忘祖、忘记初心。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我们要固的本，就是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强调“不忘初心”，就是不要忘记我们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不要忘记我们是干什么的、怎样走过来的、如何继续前进等经过千辛万苦探索出来的正确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年多时间连续三次讲“不忘初心”，除了有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需要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自己的“不忘初心”情结。这要从他自述的小时候说起。他的母亲跟他讲岳母为岳飞背上剌“精忠报国”的故事一直让他铭记在心。1969年报名下乡插队时，他还未满16岁，不够年龄要求，老师劝他不要报名，但他坚持要下去接受锻炼。这样，就到了陕北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他自己回忆这段经历说：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刚下乡时候，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群众到我这儿串门的人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

    习近平上山下乡的经历，使他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决心在农村为农民干点实事。从1972年秋始，他就不断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写过10份入党申请书，但由于家庭的原因未获批准。当年的公社党委书记接受采访时讲述习近平的入党经过说：1973年8月，公社党委讨论他入党问题，与会同志说：习近平从千里之外的北京来到艰难困苦的陕北农村安心插队锻炼，在这四五年时间里和村里农民劳动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建立了深厚感情，在生产劳动中有苦干实干精神；还能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已具备入党条件，但在入党材料中缺少其父亲的旁证材料。会后，公社党委直接向习仲勋当时所在单位发函外调，询问他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很快，习仲勋所在单位党组织回函称，习仲勋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入党、升学。这一旁证材料为习近平入党、任大队书记和推荐上大学提供了重要依据。1974年1月10日（阴历1973年12月18日），公社党委批准了习近平入党，同时任命他为大队党支部书记。

    习近平回顾他的这段经历说：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还说：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因此，他在2015年十八届中纪委五中全会上讲话说，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我想，这就是他小时候铭记着的岳飞“精忠报国”的现代版。“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这实际上就是习近平当年入党的“初心”。他始终“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因而才有十八大以来开辟的新局面。

    四、十八大以来，我们走过了砥砺前行的五年。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哪些变化？

    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能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是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在我看来，至少有这四大变化：

    一是社会风气正了。过去“潜规则”盛行，明规矩成了“纸牌屋”。多少年来，三令五申不准公款送礼、不准公款大吃大喝，但不少单位仍我行我素。十八大以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每到重要节日严格检查，将情况在媒体上公布。凡顶风作案者从严处置。这个老大难问题基本解决了。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抓中央八项规定贯彻落实，看起来是小事，但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中央八项规定都抓不好、坚持不下去，还搞什么十八项规定、二十八项规定？抓‘四风’要首先把中央八项规定抓好，抓党的建设要从‘四风’抓起。办好一件事后再办第二件事，让大家感到我们是能办事的。这样才能取信于民、取信于全党。大家担心防范‘四风’的制度能不能建立起来，是不是有用，是不是‘稻草人’？行胜于言。比如，今年中秋节中央纪委抓月饼，看起来是小事，其实是抓这背后隐藏的腐败。抓了中秋节抓国庆节，抓了国庆节抓新年，抓了新年抓春节，抓了春节抓清明节、抓端午节，就这么抓下去，总会见效的，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风气。”正是这样狠抓、常抓、长抓的结果，风气改变了，风清气正，人们的感觉大不一样了。

    二是干部作风变了。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还有“三严三实”和“两学一做”等专题教育，干部作风有不小变化。首先，这些活动不脱产、不到宾馆酒店去进行，这就是一大改变。那种搬到宾馆酒店、脱离单位群众去搞学习的做法本身就不合适。所以，这次在本单位搞教育活动，群众看得见、能监督，这一改变很好。再则，活动本身动真格，回归了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本意，使参加教育的干部和党员的思想觉悟有真正触动。因此作风有很大变化。公车私开的没有了，公款旅游的不敢了，上班迟到的少多了，下基层调研的多了，群众的反映好多了。

    三是贪腐“虎”“蝇”治了。长期以来，群众深恶痛绝的贪腐现象得不到遏制，令老百姓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这几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猛打“老虎”、重拍“苍蝇”，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据称，截止2017年1月，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40人，给予纪律处分223人；其中属于本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就占1／10。全国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14.3万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55.4万人。这样，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使多少年来一直遏制不住的腐败现象多发高发势头第一次得到有效遏制，深得党心民心。我以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纠正“左”的错误，是党的路线问题的拨乱反正；十八大以来反对“四风”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伟大成就，则是党的作风建设的一次拨乱反正。

    四是制度治党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党中央都很重视党的思想建设，讲了加强思想建设的许多很有分量和影响的话，也采取了不少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举措，包括反对贪腐。但是制度建设这一手软，不是两手都过硬。所谓制度建设“软”，一是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宏观性约束制度；且制定的制度规章总量不足，不少需要有明确规定的章法没有，致使在一些方面无章可循、无法可依，成为法规之空白，制度漏洞不少。二是制定的有些制度过于原则笼统粗线条，大而化之，不健全、不成套，不严密，不细致，无法操作。这就是牛栏关猫关不住，大网捞鱼一场空，跑掉之猫和漏网之鱼不少。三是缺乏严格的监督检查和刚性执行力，没有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往往在节点上抓一阵子，更多是做表面文章，带有应付性。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在实施层面加强制度建设。至十八届六中全会前，有关方面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规定条例》《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40来个党内法规文件。特别是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个法规，由于它们的位阶较高，《准则》仅次于党章，是党的制度的“护法神”。它们比此前制定的党的法规文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而是十八大以来党的制度建设两大标杆。

    完全可以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全党砥砺前行的五年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所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