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厘子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式源头之一，若问“诗三百”哪首最佳，后世很多名家不约而同地指向《采薇》，连金庸先生也表示最爱“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而白先勇老师新近出版的文集，书名干脆就是《昔我往矣》。在代序中他还特意提到了《世说新语》中相应的典故：“谢安问诸子弟，《毛诗》何句最佳？谢玄答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作者自承“谢玄的文学观于我心有戚戚焉”。谢家叔侄乃东晋豪阀贵胄，白先勇则是民国军政大员之子，当年谢晋导演将白先勇的小说名篇《谪仙记》拍成电影，更名为《最后的贵族》，可谓画龙点睛。

    书是新书，书中收的却是白先勇多年前零星发表过、怀人感事为主的忆旧文章，写作初衷是“近年来亲友纷纷凋零，更令我产生危机感，要尽快将‘过去’的一些片段，用文字固定起来，不让我对亲友的记忆，就此消失遗忘”。我们知晓白先勇，除了这些年“昆曲义工大队长”的标签，大概就是通过他早年间写的那些小说了。同为文学，写小说与写散文却大相径庭。小说是虚构的，散文是写实的，小说家可以凭个人天赋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达到创作巅峰，但散文家要写出真正优秀的文章，往往须经生活的磨砺、情感的升华、时间的沉淀，仿佛酒陈才香、姜老才辣。在这方面，白先勇就是一个典型。作为小说家，他几乎是一个天才，20岁出头就写出了《金大奶奶》这样成熟的作品，诚如本书中《蓦然回首》一文所忆述的，台湾大学外文系夏济安教授那时当面评价他的小说处女作“文字很老辣”。大三的时候，白先勇和几个同学创办《现代文学》刊物，首期同时发表自己两个短篇《月梦》和《玉卿嫂》，结果台大外文系另一位教授黎烈文看后难以置信地问他：“《玉卿嫂》是什么人写的？很圆熟，怕不是你们写的吧？”这话令当年的白先勇不无得意。后来夏济安之弟、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更盛赞白先勇是“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拔高之誉，无以复加。而在《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等短篇小说集及唯一的长篇小说《孽子》相继问世后，白先勇似乎“江郎才尽”了，再也不写小说，自此转战散文和文艺评论领域。以其丰富而独特的人生经历，妙笔生花，在报刊上发表一篇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其中的许多佳作，汇集成了这本精益求精的《昔我往矣》。无怪乎书的腰封上，会印着他台大师兄、翻译家刘绍铭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艺术家生活于公私两个世界。写小说的白先勇，不可靠。要识“正宗”的白先勇，要读有“嚼头”的文字，得读他的散文、随笔、杂文。

    本书分为“蓦然回首”“文学不死”“戏如人生”三大部分，此外还附录了《〈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和《为逝去的美造像》二文，应当说，白先生此前主要的人生体悟与文艺经历都收罗其中了。白先勇自幼锦衣玉食，所以无论举手投足还是下笔成文，都自然流露出一种贵气。我也把他的作品视为贵族文学的典范，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文学高不可攀、华而不实，相反，他对民间疾苦有着深刻认知，写到文章里当然也格外真挚。例如在《“克难”岁月——隐地的“少年追想曲”》一文中，他回忆自己的作家好友隐地，提及他少年时的创痛，文字如怨如慕，“隐地父亲事业失败，终身潦倒，母亲不耐贫穷，离家出走，少年隐地摆荡在父母之间，经常衣食无着，三餐不继，甚至漂泊流浪，居无定所，青涩年纪早已饱尝人生辛酸委屈，对父母的怨怼，当然不止车载斗量了。所以要等40余年，经过了解、理解、谅解的艰难过程，终于与人生取得最后和解，才开始把他心中的积怨与隐痛化成感人的文字。对作家隐地来说，这恐怕也是一道必需的疗伤手术”。读来催人泪下。

    我在现实中见过白先勇先生两次，第一次还有幸近距离说上了话，那是在2009年底的北大百年讲堂里。记忆中的白老师，红扑扑的圆润面孔一径和蔼地微笑着，慈眉善目，平易近人，真个是名门子弟贵族风范。贵族会老，但文学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