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漠           

    单位从灵桥搬到东部新城后，远离了东门口，远离了中山路，好像远离了繁华，间或去趟书城，也不过江。直到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又回到海曙老城区，那个商业繁华与文化积淀交织的地方，于是便有了一次不经意的“街角遇见”。

    那天单位组织活动，安排在中山公园逸仙楼。结束后，我沿着鼓楼步行街径直来到一家长久不去但又一直心仪的书店“枫林晚”。喜欢她的名字，喜欢“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那诗句，喜欢那里文史类的书，所以，以前常去那里转悠，淘到中意的，带回几册，能小兴奋上三五天。

    那天，因为时间充裕，便静下心来慢慢地浏览，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地看过去。忽然眼前一亮，墙角书柜横竖相交的叠缝处，有一套书吸引了我——《安娜·卡列尼娜》，深蓝色的封面，平装，上下两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草婴译。抽出来一看，2008年的版本。顺手一翻，字体、行间距看上去比较顺眼，售价两册共37元。一问，称是“书店的孤本”。仿佛捡到遗落的珍珠，高兴得二话不说把它买下来，用文化卡，店员还给我打了八五折。值得值得，特意让店员戳上书章。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回家路上，拿着两册书，欣欣然忽有郑振铎先生《劫中得书记》中那种“夕阳将下，微风吹衣，访得久觅方得之书，挟之而归，是一生一乐也”的感受哪！

    其实，我是有过一套《安娜·卡列尼娜》的，那是读大学、外国文学课上到欧美部分时买的。喜欢看小说的我，会经常去书店逛逛，用买饭菜票省下来的钱买小说看。那时候陆续买了一些外国小说，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司汤达的《红与黑》，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安娜》一书记不得具体的售价了，但在十几元助学金就可以解决一个月生活费的年代，估摸也就二三元钱。像《复活》，购买日期为“1985年5月”，售价2.10元；《约翰·克里斯朵夫》四册，共6.10元；《红与黑》，1.95元。何以对《安娜》一书情有独钟？这里面还有段故事。

    1985年6月的一天，临近期末考试，因为下一门考外国文学，那天上午，我拿了《外国文学史》和几本小说在教室复习，记得那天去的恰好是靠近学校大门的教学楼。忽然听到校园外锣鼓喧天、人声鼎沸，把头探出窗外一看，原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部队官兵凯旋，队伍行进在天目山路上，坦克、大炮、军车，绵延数里，井然有序地缓缓向杭州留下方向前进。怀着对英雄的崇敬，热血沸腾的大学生们，跑出校门，涌上街头，呼喊着“向英雄学习”“向最可爱的人致敬”的口号，自觉自发地夹道欢迎部队凯旋，好多同学拿出本子簇拥着英雄求签名。我也被眼前这热烈的场面所感染，因为找不到笔记本，回寝室去拿又恐来不及，顺手拿起桌上正在复习的《安娜》，冲出教室，挤进人群，递上书让解放军同志签字。字签在书的封底和封面内页，诸如“好好学习、争当革命接班人”之类勉励的话。我如获至宝，兴奋不已。说不上跟他们的勉励有没有关系，那年的外国文学考试得了个“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我们对“最可爱的人”的狂热，绝不亚于现在年轻人的追星。考试一结束，我们班便组织来到留下部队，慰问官兵，赠送笔记本、明信片。待我们毕业，他们也退伍的退伍，转业的转业，奔赴各地投身经济建设，成了中坚力量。而那段往事成了彼此美好的记忆。

    一晃就是30多年。临近“八一”节的当儿，又想起了那件事。可能因为多次搬宿舍弄丢了，也可能被人借走忘了还，从20世纪90年代起，再也不见了《安娜》一书，从此便有了一点缺憾。原书是找不到了，一直想再买一套补起来。其实，书店里不乏外国名著，精装的，平装的，但就是提不起购买的兴致。精装的不要，字体、排版不顺眼的不要，售价高的不要，不是同一出版社、同一译者的也不要，所以一直空缺着。而“枫林晚”的那套书，正好符合这几个并不算苛刻的条件，于是欣欣然买了回来，算是弥补。另外，心里还存一丝希望，说不定哪一天有人看到了这篇文章，如书正好在她或他手上，把那几本旧书完璧归赵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