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漠 单位从灵桥搬到东部新城后,远离了东门口,远离了中山路,好像远离了繁华,间或去趟书城,也不过江。直到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又回到海曙老城区,那个商业繁华与文化积淀交织的地方,于是便有了一次不经意的“街角遇见”。 那天单位组织活动,安排在中山公园逸仙楼。结束后,我沿着鼓楼步行街径直来到一家长久不去但又一直心仪的书店“枫林晚”。喜欢她的名字,喜欢“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那诗句,喜欢那里文史类的书,所以,以前常去那里转悠,淘到中意的,带回几册,能小兴奋上三五天。 那天,因为时间充裕,便静下心来慢慢地浏览,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地看过去。忽然眼前一亮,墙角书柜横竖相交的叠缝处,有一套书吸引了我——《安娜·卡列尼娜》,深蓝色的封面,平装,上下两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草婴译。抽出来一看,2008年的版本。顺手一翻,字体、行间距看上去比较顺眼,售价两册共37元。一问,称是“书店的孤本”。仿佛捡到遗落的珍珠,高兴得二话不说把它买下来,用文化卡,店员还给我打了八五折。值得值得,特意让店员戳上书章。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回家路上,拿着两册书,欣欣然忽有郑振铎先生《劫中得书记》中那种“夕阳将下,微风吹衣,访得久觅方得之书,挟之而归,是一生一乐也”的感受哪! 其实,我是有过一套《安娜·卡列尼娜》的,那是读大学、外国文学课上到欧美部分时买的。喜欢看小说的我,会经常去书店逛逛,用买饭菜票省下来的钱买小说看。那时候陆续买了一些外国小说,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司汤达的《红与黑》,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安娜》一书记不得具体的售价了,但在十几元助学金就可以解决一个月生活费的年代,估摸也就二三元钱。像《复活》,购买日期为“1985年5月”,售价2.10元;《约翰·克里斯朵夫》四册,共6.10元;《红与黑》,1.95元。何以对《安娜》一书情有独钟?这里面还有段故事。 1985年6月的一天,临近期末考试,因为下一门考外国文学,那天上午,我拿了《外国文学史》和几本小说在教室复习,记得那天去的恰好是靠近学校大门的教学楼。忽然听到校园外锣鼓喧天、人声鼎沸,把头探出窗外一看,原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部队官兵凯旋,队伍行进在天目山路上,坦克、大炮、军车,绵延数里,井然有序地缓缓向杭州留下方向前进。怀着对英雄的崇敬,热血沸腾的大学生们,跑出校门,涌上街头,呼喊着“向英雄学习”“向最可爱的人致敬”的口号,自觉自发地夹道欢迎部队凯旋,好多同学拿出本子簇拥着英雄求签名。我也被眼前这热烈的场面所感染,因为找不到笔记本,回寝室去拿又恐来不及,顺手拿起桌上正在复习的《安娜》,冲出教室,挤进人群,递上书让解放军同志签字。字签在书的封底和封面内页,诸如“好好学习、争当革命接班人”之类勉励的话。我如获至宝,兴奋不已。说不上跟他们的勉励有没有关系,那年的外国文学考试得了个“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我们对“最可爱的人”的狂热,绝不亚于现在年轻人的追星。考试一结束,我们班便组织来到留下部队,慰问官兵,赠送笔记本、明信片。待我们毕业,他们也退伍的退伍,转业的转业,奔赴各地投身经济建设,成了中坚力量。而那段往事成了彼此美好的记忆。 一晃就是30多年。临近“八一”节的当儿,又想起了那件事。可能因为多次搬宿舍弄丢了,也可能被人借走忘了还,从20世纪90年代起,再也不见了《安娜》一书,从此便有了一点缺憾。原书是找不到了,一直想再买一套补起来。其实,书店里不乏外国名著,精装的,平装的,但就是提不起购买的兴致。精装的不要,字体、排版不顺眼的不要,售价高的不要,不是同一出版社、同一译者的也不要,所以一直空缺着。而“枫林晚”的那套书,正好符合这几个并不算苛刻的条件,于是欣欣然买了回来,算是弥补。另外,心里还存一丝希望,说不定哪一天有人看到了这篇文章,如书正好在她或他手上,把那几本旧书完璧归赵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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