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

    在国内外学者几番公开质疑其可重复性一年后，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主动撤回在《自然-生物技术》刊发的关于新基因编辑技术NgAgo-gDNA的论文（8月3日澎湃新闻）。

    作者主动撤稿，对刊物和作者本人乃至整个学术界，算有了交代。韩春雨的学术声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维护，学界的集体质疑也得到了尊重，刊物的严肃性也得到了保全。

    悬疑留给韩春雨，也留给学界。如果韩春雨能够公开其实验记录，让同行们可以重复他的实验，并得出和其同样的结论，那么，韩春雨的新基因编辑技术NgAgo-gDNA论文，可以重新登上《自然-生物技术》，而且其本人的学术声誉也会被认可，更能奠定其稳固的学术地位。当然，韩春雨主动撤下论文，留下的是难解的问号。

    此次撤稿，不能和之前国际学刊大规模、成批次撤出中国论文相提并论。后者是因被撤的论文带有明显的学术造假嫌疑，前者只是学界悬疑——从逻辑上讲，有悬疑的科学实验可能会有几种结果：一是经过“实证”去疑，二是经过“实证”存疑，三是没有结果。第一种结果对韩春雨和其团队最好。第二种结果则坐实学界和舆论界对韩春雨的怀疑，那么其学术声誉将因此严重受损。第三种结果在科学史上也不少见，一时被发现但很长时间无法证明的“科学真理”，甚至被视为异端和欺骗——科学家也因此被迫害甚至付出生命代价。比如，哥白尼因为“日心说”理论被视为“叛教者”，他在《试论天体运行的假说》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在漫长的岁月里，我曾经迟疑不决”，哥白尼的“迟疑不决”是担心教会的迫害。至于布鲁诺，则因为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被活活烧死。还有伽利略、达尔文，也曾经被教会警告并且被世俗社会嘲笑。

    这样的遭遇当然不会再落到韩春雨头上，因为蒙昧时代的阴霾早就一扫而空，地球村里充溢着科学与自由的学术氛围。更重要的是，政治与宗教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会再下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指导棋。真理的评价标准，越来越符合科学自身的规律。何况，虽然世界各国科研实力存在差异，学术水平有高低，但是任何领域的科学新发现，特别是发表在全球权威学术杂志上的论文，都会被其他地方的科学界同行通过科学实验去验证。如果验证成功，那么这个科学实验就是可重复的，其科学发现也会被证实、认可。否则，无法通过其他人的科学实验验证的，这样的实验就被视为“不可复制”，得出的结论也就存在造假嫌疑。

    科学实证当然要比迷信权威好，因为前者更容易接近真理。但是，科学实证的方法也存在瑕疵。可实证的科学实验固然好，但是不可实证的实验和结论也未必一定就“假”。除了实验者的学术水平、实验器具和研究能力存在差异外，有些科学发现存在偶然性，一次实验捕捉的成果或数据，或属于灵光一现，再一次的“可复制”，可能是N年以后也难以得出同样的实验结果。

    科学发现具有偶然性，证明其必然性的实验未必一定可行。科学实证主义，类似于眼见为实的逻辑，看上去属于真理性的认知。但是，眼见也未必一定为实。不必说自然科学领域，即以历史考古为例，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商（殷）一直被西方历史学界认为是不存在的朝代，哪怕《史记》对殷商有明确的记载。因而，实证主义有时候也会陷入自以为是的逻辑困境中。

    韩春雨的实验，是不能实证的学术造假或功利行为，还是留待时间去考验的学术命题，现在还不能给出非此即彼的评判。但在目前来说，韩春雨自撤论文，是各方能接受的选择。对韩春雨而言，如果他笃信自己的实验没有错，那么就需坚持真理，不向世俗低头，继续改进实验，但必须公开实验过程，这样才能自证清白，对得起自己的学术良心。如果自己错了，那就坦陈一切，接受学界与舆论的考问。

    不管怎么说，时间终会证明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