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传销之祸，成为2017年夏天的热词。天津静海传销中，尤以“蝶贝蕾”为盛。据平安天津官微通报，该传销组织规模庞大，等级分工明确，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参与者7000余人。最新消息称，天津静海区人民检察院已依法批捕9名“蝶贝蕾”传销组织头目（8月9日中国新闻网）。

    李文星死了，张超死了，死在天津静海，死在传销魅影中。当然，被传销闹得家破人亡的，不独这两桩。今年4月份，在广州读大三的梁清微与家人失去联系，家属认定她被骗入传销组织，遂找反传销志愿者帮忙。7月22日，清微被救了出来，但回家后又跑了，至今杳无音信。就像徐玉玉事件后，电信诈骗一度如过街之鼠，李文星事件后，舆情鼎沸，更多有成员误入传销的家庭寄望借此拨云见日。

    法治得彰，罪恶必惩。9名“蝶贝蕾”传销组织头目被捕，大快人心。这说明两个逻辑：第一，传销纵然肆虐，终究是纸老虎。这种“经济邪教”不可能隐身或消匿，真要治理起来，并不算没有头绪。无论怎么花样迭出，其“拉人头”的层级利益链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第二，这些年传销愈演愈烈，要么是治理不得法、要么是有些部门不作为。2008年前后，国家工商总局的调研有如此表述：“据广西来宾市反映，传销猖獗时，传销人员上万人，大街上像赶集一样”。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和中国反传销协会等联合编撰的《2010中国网络传销调查报告》，2010年参与网络传销的人员超过4000万。“蝶贝蕾”在天津的往昔与今日，可以印证：传销嚣张至此，监管疏忽与放纵实为主责。

    1989年，传销从日本等地流入广东，此后，经过迅猛发展成为打不死、锤不烂的流毒。28年过去，传销在中国的“发家史”，便是普通民众的“血泪史”。传销难以禁绝乃至成为少数地方的法外之区，用天津方面的话说，这固然是因为“打得远远还不够”，除此之外，地方经济据此饮鸩止渴的“吸毒思维”恐怕也难辞其咎。

    死在传销黑网里的人，远不止一个李文星，只不过，2017年的中国，公共治理的进程已非昔比。我们不忍追问“若没有李文星之死是不是就没有‘蝶贝蕾’的覆灭”，但可以肯定的是，传销之祸显然不止一个“蝶贝蕾”，受害的也不止于天津一座城市。但叫人遗憾又担心的是：李文星事件之后，除了天津与“蝶贝蕾”成为热词，在更大的传销版图上，更多该反思的地方或部门仍静如止水，就好像遥远的青年之死，只是一个非典型性的公共事件。

    在互联网技术迭代N年之后，传销已经如虎添翼。就业压力的倒逼、一夜暴富的幻觉，使其成为一些人挥之不去的甜美噩梦。2016年12月，公安部发布消息，当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传销犯罪案件2826起，同比上升19.1%。传销如虎，“蝶贝蕾”只是其中之一，真要将其打尽，不能只靠一座城市出来扮演武松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