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辉

    听父亲讲，祖父被迫离开孙家境时，只掮了一柄缺了口的锄头，牵着两双拖鼻涕的儿女，先在大岐山下落脚，后又搬到了杂草丛生的五洞闸，日日迎着咸腥的海涂风，做起了黑黢黢的“海地舍”人。新绞的茅草屋前没有路，祖父便带着刚刚开始变声的大伯父，斫榛莽，焚茅茷，硬生生地辟出一条通往河埠头的羊肠小道。为了雨天防滑，祖父还费尽周折讨来了一堆劣质塘渣，细细地撒在松软的灰泥路上，好似一领打满补丁的百衲衣。父亲及其弟妹们的童年便是踩着这条无名之路度过的。

    那时候还没有玻璃弹珠，所有戏耍用的弹珠都是自制的。路边散生着各种野树，其中的苦楝树会结出近似球形的核果，俗称“楝树滚滚”，正好用来作弹珠。入秋后，肥皂树上的果子开始泛黄、变皱，剥出来，果皮洗衣服，果核也可作弹珠，且比楝树子更加硬实耐用。为了这些果实弹珠，父亲爬破过好几条裤子，自然挨了不少训。但打弹珠的诱惑毕竟是挡不住的，父亲用草刀在灰泥路上挖出一个一个碗口大小的洞，指挥着弟妹们不停地出洞、弹击、进洞、再出洞，循环往复，乐而不疲。有时，祖父捏着旱烟管，看孩子们在灰尘扑面的路上喧嚷吵闹，也会忍不住笑起来，伴着硁硁的咳嗽声。

    待我出生，祖父早已不在，原先的茅草屋也翻造出了两间砖瓦房，周边多了几户人家。但门前依然是那条没有名字的灰泥路，只是有点陷下去了，倒像棉地间的一条浅沟。几年里，父亲填了好几回塘渣，路面仍然日甚一日地凹陷下去，雨后还会现出深深浅浅的洼坑，仿佛一张张闭不拢的嘴巴。后经石匠阿爷的帮忙，父亲撑着木头船，从长岐山运来十几块比棕绷略微窄短的青石板，跟二叔一道在风干了腥味的烂泥地上，铺出了一段齐齐整整的石板路。自此，家人的鞋沿和裤脚管上就少了许多泥渍，我对人世的记忆也随之清晰起来。

    记得幼时最爱替家里打酱油，天蒙蒙亮，只待母亲说一声“酱油瓶空了”，我便一骨碌爬起来，面也不洗，踮起脚尖，径直往桥边的小店冲，自觉就如昨夜电视里的“燕子李三”。每回打好酱油归来，母亲总会惊讶地说：“才听青石板上的脚步声息去，又听青石板上的脚步声响起。”我喘着粗气，满足地笑笑，任凭晃晃荡荡的酱油溢满瓶身。村里的孩子都喜欢玩“踢房子”的游戏，自从我家铺了石板路后，屋门前经常围满了“踢房子”的人。大家在平整的青石板上画出一格一格的“房子”，用废弃的算盘珠或捡来的空贝壳作“子”，轮流单脚踢跳，看谁占的“房子”多。游戏是快乐的，也是严肃的，活动中谁压线啦，谁双脚着地啦，谁的“子”踢进别人的“房子”啦等等，都逃不过孩子们雪亮的眼睛。下地回来，父亲也会放下扁担，站在人群外面，看着我们跺脚尖叫、挥汗如雨的样子，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不知怎地，此后我对于家门前的石板路的印象，老是与父亲彼时彼地的笑声黏合在一块，有时我也会暗暗地悬揣，当年祖父看父亲们嬉戏时发出的笑声会是怎样的。也许其间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关联吧，就像这条被青石板覆盖的羊肠小道。

    即将去坎墩念高中的那年夏天，平日里一道兴轰兴轰“踢房子”的玩伴们忽然失了踪影，好似出了梅的衣物，一个红猛日头后便被收进了各户人家的箱底。屋门前的石板路一下子静默下来了，不声不响的落日里，时有灰扑扑的麻雀叽叽喳喳，在石板缝里一惊一乍地啄虫觅谷。几年后，石板路上浇满了水泥，所有的洼坑与缝隙被彻底刷平，积水没了，路缝间的茅草也没了，乡间的日子似乎越来越美满了。

    光影流转，倏忽间女儿也能蹒跚走路了。一天父亲突然打来电话，说村里决定，阿拉屋门前的那条路要打通、拓宽，还要浇上厚厚的柏油。我一时没有领会父亲的语气，随口应了声“好啊”，不料电话那头传来了长长的沉默的呼吸声。日子如车轮般滚滚向前，乡村的容颜也在城市之风的吹拂下无可抗拒地日新月异。渐渐地，我终于沉重地意识到，从浒山到五洞闸，从市区到乡下，我竟然行驶在了同一质地的柏油马路上！每次假日里回老家，日趋老迈的父亲总会静静地待在路对面，等候我们在一块标有“五东路”字样的路牌边下车。据说，该段路位于五洞闸的东向，故名“五东路”；而这里不正是当年父亲打弹珠、我踢毽子的所在吗？

    我隐隐地感到，脚下的大路正在逐渐丧失我们最私密最温暖的记忆。父亲什么也不说，只紧紧地抓着我女儿的小手，惶惑地望着对面明灭不定的红绿灯，紧张地估摸着迈步的那一瞬。那一刻，我真想大哭一场，好让面前的柏油马路重新荒芜，然后一手扶着父亲，一手搀着女儿，安安稳稳地回一趟尚未荒芜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