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孙荣

    崇寿镇六塘村有个大袁家，近代出过不少名人。

    最著名者袁可嘉，既是现代诗人，又是著作等身的翻译家、英美文学专家，早已名列《慈溪百人》，传载《慈溪市志》。相对而言，其生命历程中的那位“保生大帝”却鲜有人知。他就是袁可嘉在《自传：七十年来的脚印》中写到的“堂兄袁可仕”——“他是热带病医生，曾在我三岁时为我治疗额头巨创和氙气，保住了我的小命”。

    袁可仕去世得早，后人对他了解不多。1992年版的《慈溪县志》和1994年版的《慈溪卫生志》都没有关于他的只言片语，袁可尚编写的《浙江慈溪袁氏家谱》算是最为详细的：“大伯父长子可仕哥比我父亲小三四岁，比我大十七八岁……我们都喜好文学，从小还有一点上进心。我们坚持要上学读书，可仕哥在北京医专读书时，就在校刊上不断以‘宏毅’的笔名，写卫生与医学的文章……他是我族第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后在家设医院为人治病。”即便如此，他的生卒年份依然模棱两可。

    好在身处大数据时代，几经捣鼓，终于从史海中翻出几则与之相关的史料来。追寻着星星点点的蛛丝马迹，逐渐拼凑出袁可仕的一个大致轮廓。

    一

    袁可仕（1894？—1932？），字弘毅，号献斋，余姚县崇三乡六塘头袁家（今属慈溪市崇寿镇）人。此地原无地名，袁家也是绍兴来的移民，到袁可仕只不过四代。他的祖辈胆大心细，干练有识，经过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积累起丰厚家产，不仅在盐场白地建造了畚斗式瓦屋，还拓展了近海航运，并经营着盐业以及酒米店、绸布庄等，一跃成为当地首富。

    作为长房长孙，袁可仕的诞生无疑给这个蒸蒸日上的家族带了前所未有的希望。祖父垂爱有加，亲自为他开蒙，还特地从数十里外请来宿儒教他读书。然而，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一道废止科举诏，彻底击碎了老人家殷切期待的科举兴家梦。于是，补修了三年新学之后，祖父将这位爱孙送往三百里外的省城深造。

    当时，杭州有一所公立、两所私立，一共三所中学，公立的杭州府中学堂最难考。好在袁可仕童子功扎实，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不久，正式入学，开始系统学习经学、史学、政治、舆地、算学、格致、化学、图绘、外国文、体操等科目。

    春秋三易，转眼到了宣统三年（1911）。这一年夏季，杭州府中学堂更名为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堂。不料，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顿时换了天地，行政机构更替，人事变动纷繁，学堂被迫停课。直到民国二年（1913）春季才重新开学，并更名为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由于鼎革之变，四年制的中学袁可仕实际上只读了三年，却不得不花费五年时间来领取那一纸文凭。

    二

    这届毕业生一共36人，由于种种原因，继续求学的只有14人。袁可仕家里不缺钱，完全有实力供他继续深造。

    民国元年12月，新成立的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在京沪两地招考新生。自幼深受“医学救国”思潮影响的袁可仕，获知信息兴奋异常，马上联系同学相约参加考试。第二年1月，他与海宁的同学高鸿钧一起到北京和平门外八角琉璃井胡同报到注册，成为北京医专首届72名本科生之一。

    这是中国政府教育部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办的第一所专门传授西方医学的国立学校。在校长汤尔和的精心操持下，学校先后开设了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外科学、组织学等专业课，以及理化、德文、国文伦理、体操等课程。为解决师资，汤校长不仅聘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医学生周颂声、葛成勋、陈魏、孙柳溪、朱其辉为教员，还多次亲赴日本，聘请自己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石川喜直为解剖学教授，聘村上庄太为病理学教授，池上馨一为解剖学教授。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务、教学日趋正规。

    这是一片宽阔的天地。袁可仕开始与洪式闾、鲍鉴清、毛咸、徐佐夏、刘兆霖、徐开、杨敷海、颜守民、金荣贵、黄芸苏、梁铎等人交往。这些名字今天连起来，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医学史。1917年3月，第一届22名学生毕业，袁可仕凭着优异的成绩独占鳌头，成为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史上第一位“状元郎”，在毕业典礼上获得大总统颁发的珍贵奖品。随后，又被学校聘为病理学助教留校任教。

    三

    那些年，正是中外政治纷繁复杂的时候。国内政坛呈现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象，知识界也是各种新观念和学说层出不穷，各种思潮和流派粉墨登场。

    1919年夏，袁可仕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十余位毕业生发起成立了艾酉学会，不久由学会主办的《通俗医事月刊》出版发行。在同年10月16日召开的艾酉学会第二届常会上，袁可仕被选为学会首届职员，他既是学会唯一的会计，同时还兼任了评议干事和编辑干事。身兼数职的他以更加饱满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会工作中。艾酉学会通过发行杂志、举办演讲、开展医学调查等途径，致力于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广为宣传、普及医疗卫生的主张和知识。其间，袁可仕署名“袁弘毅”，发表了《警告酒客》《沐浴》《小儿的便秘》《中年妇女注意》《种痘》《做母亲的不可无观察小儿病情的知识》等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国人视野，在国人转变卫生观念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与洪式闾、毛羽鸿合作的《小学儿童肠内寄生虫卵检查成绩报告》，刊登在《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这是一份深入实地调研，研究学生身体状况，利用第一手资料制成的考察报告，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

    1921年1月，《通俗医事月刊》第3卷第1号出版后停刊，艾酉学会随之陷入停顿状态。至1924年第9期《医事月刊》出版，刊登的《艾酉学会会友录》上，袁可仕的“现在通信处”已经记作“原籍”，“原籍通信处”则为“浙江余姚坎镇陈日昇号转交”。据此推断，袁可仕离京返乡应该是在1920年代初的几年。

    回乡以后，袁可仕在家开设医院为人治病，悬壶济世，并培养了两名医务人员。19世纪30年代初，一场结核病夺走了袁可仕年轻的生命，令人扼腕痛惜。

    无论如何，在姚北滨海这个缺医少药的小镇，至此痛失了一位良医，杭州湾南岸又少了一名专家。人们如落花般逝去，袁可仕的名字应该被家乡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