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明

    一条无名的小路，是祖父在杂草丛生中硬生生辟出来的羊肠小道，父亲的童年是踩着这条泥路度过的。等我学步时，父亲撑木船从长岐山运来石板，我童年的游戏从此就在这条石板路上上演。而今，小路早已淹没在一条通向遥远的宽阔柏油马路的腹下，然而在写作者孙文辉心里，承载了几辈人生命历程的这条小路弥足珍贵——小路和草舍一起成为祖父“海地”立脚的第一件杰作，也是当年父亲打弹珠、我“踢房子”的所在。这里有一家几辈人的生命记忆。

    有人将这类带着强烈个人体验、地方印记的写作称为“地方性书写”。

    我曾与一位热衷于拍人文纪实片的艺术博士有过一场畅快的交谈。那晚，我谈的多是我周围写作者的文字成果。逐花而居、养蜂为生的歌者老沈用诗句重构了一段人生；小女人巧慧以诗为刀剖析自身和普遍的人性，“光头”金波则以带着东北味的语言和故事传达一种深思熟虑过的想法；看似沉默的布依族人德根、开口渭河腔的张寒则“坐南望北”，乡愁悠长而绵密……听到这里，博士提出了“地方性书写”的概念，并称有意以此为主题，来慈溪拍一部“纪实片”。

    文学的地方性与世界性，是个困扰我多年的老问题。

    身处海边一隅，我们的写作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出息？

    哲人告诉我：世界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只有填充进地域性文化的细节，才会具备肉身和人格，才会有灵魂，变得真实可靠，触手可及。那些独特的、充满个性色彩的生活，被作家诉诸文字，文学就彰显出非凡的力量。世界的丰富性就在于它的差异性，文学更是如此。差异性表现最充分的就是地方性文学。一部文学史就是差异性——同一性——差异性循环往复的历史。

    说到这里，我顿然发现了“我们”写作的意义。是啊，文学史上任何一部伟大作品都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我们应当知道，这片土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为我们提供了区别于他者的特殊细节。立足于自己的土地，写出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保证其陌生化和独树一帜，从地域文化出发，获得重要的思想启示，发现人生真理，这才是我们要走的路。

    博士还说：地域文化的研究和地方性内容的书写，是21世纪文学最重要的方法论。陌生化是文学艺术最重要的特质，它的大部分来源就是地域文化。当前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地文化差异性越来越小，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捷，但对于文学，这未必是一件好事。现代化就是标准化。文学描写越来越雷同，越来越乏味。面对全球化趋势，地域文化与文学写作的关系，应该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比如如何处理方言写作和普通话写作，少数民族写作和汉族写作，边疆写作与首都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亚非拉中东拉美写作与欧洲北美写作，等等。

    反观国内的文学版图，我称之为“边地”的写作令人兴奋。无论新疆的刘亮程，云南的雷平阳，还是关于西藏的文学书写，抑或吉狄马加的彝族史诗、阿来的藏地小说、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都令人眼前一亮，这或许便是一种“陌生化”效应吧。

    不必为身处地图上找不见的小地方而自惭形秽，不要为远离文化中心而妄自菲薄，地方性才是我们的本钱。我们身处的三北，就是苏童的香椿树街，就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就是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

    当然，如何从现实到艺术，如何把真实的故乡改造成心造的故乡，这考验作家的本事。作家的才华、知识系统、思想境界和情怀，决定了他的写作能够走多远。对于地域写作者来说，写好故乡那一片山水那一方风俗并不难，难的是怎样赋予这个原乡一种普遍性，获得一种超越性。福克纳和莫言虽然立足于“邮票般大小”的故土，但是他们的作品建立在宽广、深厚的底蕴上，他们恰当地平衡了区域性和共同性的关系，并试图通过区域性的场景和人物折射出普遍真理，阐发对人性的诠释和拷问。地域文化的文学写作，不是为了封闭和躲藏，是为了敞开。地方性的书写，不是为了自我张扬，不是自言自语，也不是自身委屈的浅表诉说。开阔眼界，提升自身的文学理解力，让地方性文学写作具备更宽阔的视野，揭示出普遍而深刻的人类命运，这才是我们的追求。

    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说过类似的话：“一个作家站在这块土地上的时候，他的目光应该穿越这个国家的界碑，去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思考整个人类应当思考的那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