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就是刻在石鼓上的文字

    龚 成           

    “石鼓文”，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鼓上石刻文字，距今已有二千余年历史，深受历代皇帝珍爱，被视为国宝。  唐朝之前，刻有文字的石鼓曾被弃于陕西陈仓之野，唐初才被人发现。以籀文分刻于十个圆鼓形状的石头上，每鼓刻一组四言韵文，记述着先秦国君游猎诸事。  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角度看，石鼓文上承《秦公簋》法则(注：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有“小篆之祖”的美誉。  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益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流传石鼓文最著名的拓本，有明代安国藏的《先锋》《中权》《后劲》等。传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赵孟頫藏本(即范氏《天一阁》藏本)、明代安国藏中权本、先锋本（亦称“前茅本”）、后劲本，皆宋拓本。石鼓文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

    传说唐朝人发现石鼓文后，宁波籍唐初书法家虞世南及欧阳询等名家纷纷前往临摹拓字。诗人张生又将拓片呈交韩愈写诗赞咏。于是韩愈作了一首声情并茂的长诗“石鼓歌”。　  宋时，大文豪苏东坡也写过一首《石鼓歌》，对石鼓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受名人影响，大观年间，宋徽宗赵佶下诏，将找到的这十面石鼓运到了汴京，就是现在的开封，先存孔庙，命金匠在石鼓的刻文上浇铸黄金。后赵佶被金兵抓走，石鼓也被金兵押送中都(今天的北京)。金人不以这破石头为宝，刮下鼓上黄金，便将石鼓抛弃孔庙外。 　　元代时，国子学教授虞集才在北京南郊的淤泥草丛中发现了被弃的十面石鼓，将石鼓移到国子学大成门内的石坛上，置铁栅栏进行保护。　　清朝，乾隆皇帝有一回去国子监讲学，顺便参拜孔庙，偶然间惊喜地看到了这十面石鼓。乾隆懂历史、工书法，他知道这是国宝。但见石鼓历经风吹雨打已经残破不堪，他十分怜惜，赶紧命人把石鼓用围栏围起来，又另选新石，重新做了十面同样的石鼓，如此进行双重保护。后将十面新石鼓，陈列在北京孔庙大成门内两侧。　　就是这个被视为国宝之物，曾经得到了宁波人的抢救保护，于是它和宁波也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调兵遣将要掠走这些国宝，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宁波人)闻讯后立即进行抢救，将石鼓用重兵保护迁到杭州，抗战胜利后又安全运回北京，使国宝得以保存。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后引起轰动，中央领导和一些专家纷至沓来。  石鼓文流传至今有许多拓本，最著名的为天一阁孤本。几十年前笔者仔细读过天一阁孤本，文字虽有残损，纵览全帖字字珠玑，笔笔古朴苍劲。康有为见后对此拓本大加赞赏：“如金钿逶地，芝草图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历代临摹不乏其人，然而，形神兼备又独创一格的乃一代宗师吴昌硕也。  细细品味吴昌硕朴茂雄奇的书法，都得力于石鼓文神韵，尤其是他临写的石鼓文几乎是落笔乱真，令人无可挑刺而击掌叫绝。无独有偶，吴昌硕的弟子沙孟海的书法也得益于石鼓文。观沙先生书法就有一股如石鼓文一样气吞山河之雄壮。笔者也因石鼓文之缘得沙老的指导，从此与石鼓文形影不离左右相伴。据说历代籀篆书体写得好的名家都曾得益于石鼓文。  在众多书法碑帖中，笔者对此书法情于独钟，这其中就有多种因缘。首先缘起听沙孟海先生讲解“石鼓文”之后的好奇，其次参观吴昌硕的石鼓文篆书展及读了韩愈的长诗《石鼓歌》之后受影响；再次便是为十面石鼓历经战乱、磨难的命运感动。我与石鼓文结缘以来，虽一路艰辛却也是一路收获，留下一生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