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暄 供图）

主讲人名片 郭立暄 1971年生，浙江金华人。复旦大学古籍所文学博士，专业方向为版本目录学，现为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曾参与编纂《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上海图书馆宋本图录》《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等。著有《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 （楼卓怡 摄）

    顾 玮 吴央央 整理      

    什么是“顾校”？中国曾经有过一位伟大的校勘学者，叫顾广圻，字千里，吴县人。他的校勘方法，见于中国大学的文献学教材，称为“以不校校之”。他是清代校勘第一人，一生校勘了160多部古籍。

    我们所说的“顾校”，有多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作为第一手文献的顾广圻的手校本。在今天的拍卖市场上，它们是非常昂贵的，一部古书中如果顾氏的校笔较多，可达上千万元的价格；第二种，是作为定型文本的《校勘记》。顾广圻创立了“以不校校之”的方法，在正文当中尽量不改或者少改。那么改动放在哪里？放在书后《校勘记》中；第三种，顾广圻自己刻过一些书，即顾氏思适斋刻本，当时一些有名的收藏家、官员刻书，也会邀请顾氏负责校勘。这些印本也成为今天我们研究“顾校”的重要部分。

    研究顾广圻的校勘，须将以上这三方面内容——他的手校本，以专著形式存在的《校勘记》，以及他在印本上所做的改动，结合考察，才是完整的。

    “顾校”择善本而改

    第一个例子是顾广圻自刻本《尔雅》。在明刻本中，嘉靖吴元恭刻本《尔雅》一向以精雅著称，顾广圻在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重新翻刻了明吴元恭本。吴元恭本有嘉靖十七年（1538年）吴氏自序，但这篇序经常被人抽掉以仿冒宋本。顾广圻刻的早印本里就没有这篇序，为什么呢？我认为他一开始拿到的吴本就没有序。顾氏后来见到海宁陈鳣藏吴元恭本有这篇序，很郑重地将其补上了，还亲自写了一段题记刻入：“己巳（1809年）二月，借到海宁陈简庄征君本补完此序，刊附于后。思适居士又记”。从书影可见，这段题记属于顾氏自书上版。

    连原序都要郑重地去寻来补入，说明他对这个本子是很看重的。基于这一事实，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顾本是明吴元恭本的忠实复制品。其实并非如此。

    在说明顾广圻怎么刻这部书之前，需要先介绍一下《尔雅》的宋本。现存的宋本《尔雅》，至少有两种，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文本系统：一是宋刻八行本，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二是宋刻十行本，现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其中宋刻十行本里有两个印：一是“吴仲内印”，吴仲内就是吴元恭，这说明吴元恭当年刊刻《尔雅》，至少是看过这个宋本的；二是“顾千里经眼记”印，说明这部宋本，顾广圻也见过。

    比对吴本与顾本，我们会发现两者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卷3第11页8行小注，吴元恭本作“叶细而岥锐”，意思不好理解；顾广圻本作“叶细而歧锐”，意思是叶子比较细，分杈很尖锐。为什么文字会不一样？查宋刻十行本，为“叶细而岥锐”；再查宋刻八行本，作“叶细而歧锐”。像这样的差异在全书可以找到很多处，这说明吴元恭本与宋刻十行本文字很接近，顾广圻翻刻时做了改动，但他的改动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有版本依据的。具体地说，顾广圻往往是照着宋刻八行本系统的本子改动文字的。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当底本是一个明刻本，哪怕它是影宋本，如果另外有一个善本可据时，顾校改动力度还是挺大的。

    “顾校”充分体现宋本的优点

    第二个例子是吴鼒刻本《韩非子》。《韩非子》在明代后期文字上已多有缺误，以万历赵用贤刻本最为著名。清嘉庆间，吴鼒想重刻这部书，请顾广圻担任校勘工作。当时顾氏校勘此书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还有办法见到宋乾道黄三八郎刻本，以及出自这个宋本的影宋抄本。如今，宋本已经失传，影宋抄本则至少有两部可见：一部经黄丕烈校过，《四部丛刊》曾据印，今存北京国家图书馆；一部是张敦仁家抄本，经顾广圻校过。二者是各自独立地从宋本抄出的。抄本多少会有一些误字，但既然有两部独立形成的影宋抄本存在，我们就有了比对的依据。如果某处文字，两部影宋抄本不约而同地作某字，那么可以推论，宋乾道本大概也是这样一个面目。

    从文字方面看，有学者已发现吴本有一些改动。比如吴本卷6第2页第13行“妄意度也”，是“虚妄”的“妄”。黄校影宋抄本作“忘”，顾校影宋抄本也作“忘”。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宋乾道本此处正作“忘”。仔细观察吴本，此处“妄”字与上下文字的深浅程度不一样，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妄”字是后来挖补的。这个位置原来是什么字呢？我认为当是“忘”字。

    吴刻《韩非子》卷末附有顾广圻撰写的《识误》，里面严厉批评了赵用贤刻本的妄改之过。认为宋本即便有错字，从中还可以推导出正确的文字。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当底本是一个宋刻早印本，并且是孤本时，顾校改动较少，而且改动的多是他认为显而易见的错误，特别是形近之误。顾氏似乎认为，把宋本的优点充分体现出来就可以了。

    “顾校”有所改，也有所不改

    第三个例子是顾广圻晚年的一部作品，他为当时著名的藏书家汪士钟校刻的《仪礼疏》。在清代中期，经书通行的读本是《十三经注疏》，已将经、注、疏合在一起，由于在拼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文字讹误，所以给读者理解带来不少困扰。要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找到未拼合以前的单注本、单疏本，顾广圻校刻的《仪礼疏》，就是一个单疏本。《仪礼疏》单疏本在当时还有宋本存世，虽然缺失了6卷文字，印刷也比较晚，有文字漫漶缺失之处，但它的存在，对于校勘《仪礼》通行注疏本中的疏文部分帮助很大，顾广圻屡次夸它“在宋椠中为奇中之奇，宝中之宝，莫与比伦”。

    这里，必须要提到天一阁收藏的珍贵版本——顾广圻手校北监本《仪礼注疏》，原为甬上著名藏书家朱鼎煦的藏书，后捐赠给天一阁。

    《仪礼注疏》中顾氏校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明显的错误，顾广圻照例改了；第二，因为这个宋本是后印的递修本，顾广圻根据经验判断有些错误在宋刻初印本中所无，是后来修补的工人因为操作失误才出现的，遇到这一类错误他也动手改正；三，看一个例子。顾校《仪礼注疏》卷1《士冠礼》疏“若士之子，则四十强而仕”句，顾广圻有一条亲笔书写的校语云：“‘若’下当有‘非’字”。这是顾氏个人的判断，他根据自己的学术训练，认为应该如此。有没有版本依据呢？估计是没有，故这处修改意见在汪刻中就没有体现。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当底本是一个宋刻递印本时，顾校的改动力度不小，尤其对宋本在修补中产生的错误，改动更明显。而在校勘过程中的个人推测，如果没有版本依据，则不加以修改。

    以上三个例子，分别代表三种底本类型：明翻宋本、宋刻早印本、宋刻递印本。从中可看出“顾校”的某些原则：校改与否，似乎基于他对底本文本权威性高下的判断。

    顾广圻是怎样一个人？在我眼中，他是一个有原则、有底线的人，他不是我们想象的机械复制者。他的“以不校校之”其实有着很丰富的内涵，他有自己所坚持的立场。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国学堂，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