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辉

    秋假里，随手翻阅朋友送来的《认得几个字》，不禁惊了一跳：字原来应该这样认？文章原来可以这样写？

    在我的记忆里，幼时认字无非对着黑板上的横竖撇捺折，摹写、朗读、识义而已。而张大春则不同，总是从生活琐事、俗语掌故或日常言谈中，灵光一闪，拈出一个字或词来，上下驰骋，左右延伸，凸显出一个字（词）的眉眼和灵魂来，启人深思，予人回味。与之相应，张大春也在无意中创造了一种颇为奇特的文体，既非文字学随笔，亦非亲子散文或哲思杂文，但又巧妙地融合了这些质地不一的元素，生成了一种阿城所谓的“文字学的体温”。

    全书共计89篇汉字小品，既彼此勾连，又相对独立。你可以从任意一篇看起，随着对某个字（词）的深度发掘和奇异引申，会时而捧腹，时而深思，时而慨叹。譬如，孩子们总是对更大的数字的“名称”抱有极大的兴趣，由“万”而“亿”而“兆”而“京”直至“恒河沙数”。妹妹在与哥哥争执时，便现学现用：“我会一脚把你踢到恒河沙数去！”在孩子们口里，语词是极富弹性的，充满了出人意料的童趣。

    在更多的篇章里，张大春常常不断地回返到某个汉字的初始含义，然后细细爬梳字义的衍化甚至扭曲，并借此观照此字所对应的世相和人心，申发出独到的文化沉思和现实批判。譬如，作者经常碰到孩子们谈论“世界上最快的车是什么车”“世界上钢琴弹得最厉害的人是谁”之类的问题，于是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最”字隐含的极限性焦虑。简而言之，“最”字描述的是事物的极点，也是人所能理解的世界的尽头。自古以来，人类都有一种穷究事物乃至世界之“最”的冲动。毋庸置疑，这种冲动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认知边界，完全可以视作人类文明发展的强劲而永恒的动力。吊诡的是，任何具体的“最”的状态都是不稳固的，今天此为“最”，明天彼为“最”，矢志追求“最”的人经受不住这种相对性的折磨，便无可避免地陷入了焦虑的泥淖。那么，有没有绝对的“最”呢？最，从“冒”，从“取”，其原初含义是豁出一切，不计代价，以取得所谋者。而对于有限的人生来说，死亡是人能豁出一切的极限，也是唯一稳固的“最”。由此，张大春不禁警惕起来：“看见‘最’字便想起有人要轻忽生命了，就浑身不舒服。”仅仅说一“最”字，却引出此番极具人文情怀的思考来，不得不让人感佩。

    不仅如此，张大春还善于对某个汉字的义项群作对比性分析和创造性引申，从而唤醒这一个“字”，并发表自己的洞见。儿子张容为参加校运会，每天专注于跑步。功夫不负有心人，运动会上张容得了奖，喜笑颜开，发现了附加于“跑步”这件事上的新意义和新乐趣。此时，张大春决定依据儿子最喜爱的跑步让他认个字，最后选定为“赢”。 “赢”字最早的意思不外乎“赚得”“多出”“超过”这样的字义群组，稍远一点的解释也和“多余而宽缓、过剩而松懈”有关。因此，张大春向儿子特别强调，“赢”在原始意义上有“不必要”的特质，言下之意，跑步不应该出于求赢的企图，而竞争是远远处于运动之外的另一回事。遗憾的是，儿子和女儿都反驳道：“那还有什么意思？”而这也正是时下国人习焉不察而又根深蒂固的功利性心理动机。张大春发掘出“赢”的原始意义，实际上也在彰显中华先民“为行动而行动”的非功利智慧，具有很强的现实针砭性。

    有时，张大春会从诸多常用字中引申出别具一格的见解来。如“笨”字，几乎没有学生问过这个字为什么要这样写，而张大春却注意到了，“笨”字有“竹”有“根（本）”，原本是用来形容“竹白”的。段玉裁在注解《说文解字》时称：竹子的内质色白，像纸一样，相较于竹子的其他部位，显得又薄又脆，不能制作器物，实在没有什么用处。因此，说人“笨”，不是言其智商不高，而是轻视其没有实际用处。这个解释令人耳目一新。张大春由此指出，中国的世俗之人一向实用主义至上，仿佛做一件没有现实利益的事就意味着智商有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大概就能更深切地体味到“笨功夫”的境界和难能可贵了。

    可以说，张大春用小说家的妙笔，唤醒了一个个因熟视而几近无睹的汉字。这些篇章看似散得很开，时而上古文献，时而当下生活，时而唐诗宋词，时而俚词俗语，跨度极大而又纷繁庞杂，但最后却能自然而然地收拢过来，集中于某一个汉字身上，足见作者化繁为简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