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依元           

    不久前，适逢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北京大学等院校举行了纪念活动，引发了学人诸多回忆与感慨。

    1937年，抗战烽火中，北大、清华、南开等名校南下、西迁时，笔者尚未出生，但每次翻读联大回忆录，都会被那种艰难困苦、那种爱国情怀、那种奋斗精神、那种科学追求、洗礼精神，触动心灵！

    “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西南联大《进行曲》唱出了国破家亡、学校西迁的辛酸。三校大部分师生步行三千多里，筚路蓝缕，历尽艰难，先到长沙建校，后到达昆明，最终落脚于西南边陲的土墙茅屋。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长征”。在饥寒交迫、栖居陋室的条件下，西南联大成为当年教书育人的理想“摇篮”、抗战救亡的精神高地。

    大师云集、群贤毕至。朱自清、闻一多、钱钟书、朱光潜、陈寅恪、冯友兰、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200多位顶级人才会聚在此，3000多名毕业生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与李政道)、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元勋”、160多位两院院士，包括费孝通、宋平、钱伟长等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哲学家任继愈、经济学家刘国光、语言学家朱德熙、英语教授许国璋等人文社会科学巨子。

    在危厄艰难的环境中，西南联大为何能汇聚、造就如此之多的人才？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一大原因是源自大学精神，即“科学民主爱国，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林语堂先生曾高度评价西南联大“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不得了！”一位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校友说，“西南联大是我心目中民族精神的堡垒。”今天，国内众多大学，哪一个不是高楼广厦、设施齐全、校园轩敞？物质先进了，精神如何？恐怕比西南联大差多了。

    抗战中，类似西南联大这样“文军”西征的事例，尚有许多。笔者母校复旦大学西迁至重庆远郊北碚的夏坝；浙大师生胸怀“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理想，行程2600公里，历时两年多，抵达贵州的遵义、永兴、湄潭办学；同济大学8年抗战6次迁校，历经江西赣州、广西八步、云南昆明，最终落脚四川李庄，颠沛流离，大都靠步行。

    每次读到这方面史料或回忆录，总是为当年的教育“长征”者所感动！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一是爱国主义精神。这是西南联大最宝贵的精神支柱，当年西迁路上，师生艰苦备尝但从不畏缩，哪一个不是身怀报国之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西南联大校歌唱道“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学生们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西南联大存在八年，有八千学子就读，可最后拿到文凭的不到一半，这不是因为学生不努力，而是不少人选择了投笔从戎，滇西战场上到处活跃着西南联大学生的身影，壮烈殉国者不少。一位西南联大校友、后来的院士说：“那时国家快亡了，我们读书时哪会想着就业赚钱啊！都是想着学好了，怎么才能救国。”他们始终肩负着与国家民族同命运的历史责任。

    二是奋进自强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前行路上，西南联大学子始终胸怀这种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上学时“常跑警报”与“停课听雨”的豁达乐观，就没有后来获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和众多献身科学与祖国的院士，就没有那一大批国家与社会栋梁之材的养成。

    三是吃苦耐劳精神。“烽烟万里踏征程，桢干移枝到春城。茅草为顶遮雨露，土泥作室听书声……”著名作家、107岁的西南联大校友马识途如此写道。当年由平津西迁，有两个途径可选择：一是由塘沽坐船到越南，再经滇越铁路坐火车到昆明，二是跋涉数千里到昆明。大家一腔热血，为节省经费，纷纷请求步行，只有少数人愿坐船。后来校方不得不决定步行的男生需要体检，才解决了这一“难题”。试想，穿越数省甚至是不毛之地，风餐露宿，要吃多少苦。而到了昆明，又要栖茅屋坐土教室，贫寒交迫，还要挑灯夜学甚至到土屋图书馆抢座位，这需要什么样的精神！

    历史不能重复，但精神应该传承。不经风雨的“安乐窠”里出不了栋梁之材，怀念西南联大，是为了怀念这样的精神，传承这样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