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陶 整理         

    近日，宁波作家浦子的长篇小说“王庄三部曲”（《龙窑》《独山》《大中》）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整体再版，引发了学界的密切关注与热烈讨论。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研究中心、浙江省作家协会、浙江文艺出版社、宁波市委宣传部、宁海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了一个学术研讨会，2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学者普遍认为，这是一部具有生命崇拜意味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在民间世界里找寻现代人久违了的勃发的原始强力。浦子凭着自己的民间写作立场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在别人没有涉及的领域，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找到了“独特的我”。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著名文学史家陈思和：浦子是坚持民间写作的理想作家，他的作品是中国文坛中的独特现象。他站在老百姓当中写作，将民间故事与奇妙想象结合在一起，将本乡本土的沉重质感与百年来的中国文化历史结合在一起。他并不以概念的图解为目的，而是以生动的故事，阐释了中国式的文明如何产生。叙述手法的自由并没有让人感到丝毫轻松，反而是沉重与压抑。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吴义勤：浦子的小说是民间的，没有先入为主的概念的写作。“三部曲”是“文学中的新发现”，小说异常丰饶，包含了历史、社会、人性等诸多元素，在别的作家作品里那些概念化的东西，在他的作品里却是复杂的，具有多重歧义，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是评论家所期待的；小说具有强烈的厚重感，他将漫长的历史拉入到文学的构思中，建构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精神方式、生命方式，书写了扭曲的变异的中国人的痛苦，深刻而又深重。这种文学的野心和雄心值得敬佩；无所不在没有拘束的想象力，塑造了许多具有浙东地域特点的传奇性人物。浦子是一位“文学潜力非常大的作家”。

    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寿桐教授：“三部曲”的特别之处在于，这是一种二元对应的思维方式。二元对应的思维方式不是互相否定、互相冲突、互相征服的相克方式，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体现在男性与女性的强势与软弱、男性与男性的争夺与冲突等差异方面，体现在官与民、官与匪、民与商等社会关系之间，体现在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调和方面，也体现在具体的语言表现形式上。这揭示了当时传统农村宗法秩序的完结，又传达出江南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和谐的可贵性。二元对应的思维方式代表的是一种社会和谐的可能性，这就与莫言等作家关于宗法社会的写作有了区别。

    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评论家杨剑龙：浦子的创作是“五四”文学发展的一种延续，主要体现在他浓郁的乡土情结及传承了“五四”以来的乡土叙事。他庞大的史诗创作与民俗意味结合得相当充分，“三部曲”从晚清、民国一直写到当代，将王庄三代人与中国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浦子对语言的驾驭十分成功，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雅俗共赏。

    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汪政：浦子史诗化的叙述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是挑战自己的写作。这种写作是长篇小说里面的传统工艺，就快失传了。如何驾驭百位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需要作家花费时间去打磨，不能用急功近利的心态去处理。这也体现了浦子巨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当代文学应当把这种传统的美学工艺传承下去。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姚晓雷：浦子的“三部曲”是“有分量的小说”，挑战了既往的阅读经验。这部小说的第一句话是“寡妇翠香以为那是一条狗。满天的白雪，一朵一朵地就从她茅厕的屋檐往下掉”，似乎是贾平凹式飘逸、灵性的语言。然而继续阅读，可以感受到语言背后有一种沉重的东西。浦子就像这个时代中一个惆怅的乡土诗人，用雅俗结合的乡村图景来表达对社会的思考。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青年评论家金理：小说主角的独特性在于虚实的塑造。王世民为沉闷保守的乡土中国的村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从头到尾没有人知道这个神秘外来客的身世和来历。不过，小说中至少可以找到两处暗示，一是那场大火本身具有复杂的象征意味，它意味着光明、温暖，也意味着痛苦和死亡。它既是毁灭，也可能是一种新生。另一处暗示是，他总是模模糊糊地提到日本、英国等国家，可以揣测他来自一个文明形态比王庄更先进的国度，而他想要依靠残存的记忆，把自己在其他国度中习得的那些制度措施进行移植。小说中他又变回“肉球”，这是类似于庄子寓言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