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强

    我以为自己离开了村庄，进入了城市，其实，我还在村庄里。只不过，以梦的方式留在那里，或者还有另一种方式，那就是文学。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小说选刊》双年奖增加了微信投票环节，我不上网络，不玩微信，于是就像个局外人、旁观者。不过这期间我有个意外惊喜，就是微信投票使很多老朋友知道我还在写作。过后，分布在全国各地城市中的朋友都意识到：我们有一个共同点，虽然现在居住在城市中，可我们都来自乡村，乡村曾是我们童年生活的地方。

    2016年7月，我的《舅舅的鼓》获了奖，《舅舅的鼓》表现的是“空村”现象，鼓象征着乡村文化的衰弱。很自然，我联想到干亚群的系列散文，她追忆着乡村曾经的热闹，仿佛“舅舅的鼓”也在她的村庄里奏响。干亚群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当下乡村文化的衰退。

    这些年，干亚群在作品中反复表现她记忆中童年的村庄，从《给燕子留个门》到《梯子的眼睛》，再到《指上的村庄》，这个村庄，通过文学的方式，逐渐丰富，逐步完整，逐次深入。干亚群发现了自己文学的村庄，其意义已超越了实际的村庄。我注意到其中的视角变化，从最初的少女到后来的少妇，不同的年龄、视角，发现同一个村庄不同的物事。“我”在变，而村庄不变，村庄似乎定格或凝固，像是一个考古发掘现场。但从“我”的视角里，可看出村庄的变。

    我视干亚群这三部散文集为“三部曲”，相当于长篇系列散文，第三部《指上的村庄》中的手艺人群像，尤其值得关注。所谓的“指上”，是指他们靠手工维生，主人公是走乡串村的工匠，他们创造或修补日常生活中的器物，使得村庄的日常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稳定地进行。

    其实，《指上的村庄》中与工匠师傅相配套的还有物件。过去，我们习惯称其为道具，可是我相信物件有灵性，人与人的关系，是由物件结缘的。干亚群在写工匠的同时，也写出了物件的灵性，几乎将人物和物件放在平等的层面来表现，由此，物件回报人类，甚至物件替沉默的工匠发声。而手艺人也从中获得了创造或修补的乐趣，有的工匠即兴伴桶唱歌，以碗奏乐。

    所以，我也视《指上的村庄》为乡村物语——乡村器物故事，它们激活了我关于童年乡村的记忆，那也是我文学的出发点。不过，文学的追忆不仅仅是怀旧，干亚群为什么要写已衰落的行当？文学关注的其实是现实的缺失。换句话说，写过去的题材，就是要让历史的阳光穿越时空，照亮当下。

    补桶、补碗、补鞋、补伞、补缸、补锅……我提取其中这一系列“补”，发现民间的工匠对待要修补的物件，像医生诊断病人那么细致入微。过去有句流行的老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那是一个漫长的补时代、慢时代，慢慢地补，慢慢地过。乡村物语写出了修补行当由盛到衰的过程，由此，也道出了时代的变迁。

    干亚群描述那些行当的隐退，是通过物件的“声音和形的消失”，而我更在意的是，工匠在细微之处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如《乡下的老鼠也进城》一文中，修伞师傅的吆喝，一直喊到村庄的深处。师傅进门了，干亚群写了少年时代的她的待客之道：沏茶端上。师傅弹簧般地站起，接住，谦卑地说：罪过，罪过。作者见证了修病伞的所有工序。伞修好后，在师傅的手中一开一收，像戏台上的表演。然后，师傅继续等待生意上门。

    天在下雨，他在等待。干亚群写了等待的微妙过程，师傅吸烟、喝茶、说天气、谈庄稼。当茶续到第三遍时，终于又有人响应了先前他入村时的吆喝。师傅在接下一单生意之前，有一系列动作：喝干杯中茶水，泼净了茶杯，转身拍了几下坐过的竹椅，把椅子搬进屋里。“我”的母亲想客套一下也来不及了。待客和做客都有约定俗成的规矩。

    干亚群的乡村物语，表现了她对社会发展的理解，也传达了追忆村庄的意旨：维系村庄的，是中国式精神。工匠师傅在作品里大多无名无姓，甚至以修补的行当替代其自身的称谓；工匠师傅有规矩有底线有讲究，通过修补乡村物件，既传递出节俭的习俗，也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正是这种精神维系着漫长的农耕社会的乡村秩序。

    干亚群于2016年获第七届冰心散文奖，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奖是对她发现并重建“一个人的村庄”的能力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