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毅

    夜深了，我光着脚盘着腿静静地翻看李伯重先生的新著《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看完，草草地记几句笔记和随感，待起身时，腿竟有些麻了。

    就本书内容而言，李伯重先生主要通过对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国及东亚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梳理，提炼出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两个核心特征，即代表新型暴力的“火枪”和代表商业利益的“账簿”，并以相当的篇幅描述了“火枪”和“账簿”对中国和东亚原有秩序的冲击，分析了当时的中国未能抓住历史机遇的原因。全书洋洋洒洒20余万字，读来竟不觉费力，着实是一件稀罕事。

    从题材来看，《火枪与账簿》算不得一个新话题，说穿了，亦不过是对一段历史的回顾、评议和书写。话题虽是老话题，但胜在写作者非凡的笔力和学识。这就好比我们听不同的人讲述同一个故事，明明情节、人物很相似，但经由人的感官落入人的心里，那种听故事的感觉是全然不同的。历史写作亦是如此，历史还是那些历史，但经由不同的人写来，读者的观感也有很大的差异。

    在很多人旧有的观念里，历史是严肃的，评说历史也应是不苟言笑的，但随着“百家讲坛”等节目的兴起，读史、讲史、评史亦由过去的野史正说转向正史野说，多了几分“不正经”的意味。这种风向的转变不能说很好，也不能说不好，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无伤大雅，再现历史的方式完全可以俏皮一些，没必要一提起历史，就摆出一副老学究的姿态，不是“循循”便是“谆谆”。从某种角度来讲，语言的诙谐活泼可以增加文本的可读性，提升读者对于史学研究的兴趣。李伯重先生便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历史可以是鲜活的，鲜活到像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交流的程度。

    众所周知，李伯重先生是一位史学名家，但他在书写历史的时候丝毫没有故作高深的意思，甚至在他的文字里，我们看不到专家名家与普通读者的疏离感。综观《火枪与账簿》一书，有严肃的部分，也有趣说的部分。譬如他在书中形容明朝军队的战斗力之低，做了三点概括：明军的神机营可能还不如弓箭手；既要上阵杀敌，也要种田搬砖，明朝士兵心里苦哇；“倭贼梳子，天兵篦子”，是兵也是匪。将旧时的民间谚语与当下的网络词汇巧妙融合，信手挥洒间，引譬连类，让人在叹服其博学的同时，不由得深深地被吸引。故而很多学者、评论家将《火枪与账簿》称为“写给大众的书”，我觉得是极为妥帖的。

    研究历史的人写来有趣，作为读者的我们读之有味，不必去看注脚，不必去查典籍，隔着纸张，彼此了然于心，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交流更有说服力、更能打动人呢？

    仔细想来，探求历史的真相通常避不开几组二元对立的词汇：文明与野蛮，前进与停滞，独立与融合……如果历史是一栋房子，任何一个时代的墙体与顶棚里，都离不开这几根椽子。而《火枪与账簿》所讲述的，正是对这种约定俗成的设计的解构和结构。火枪与账簿，其实都是一种入侵，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战争的入侵，而后者是经济的入侵，纵然冠以“交流和融合”之名，依旧改变不了它们的本质。早在19世纪初，黑格尔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火枪与账簿便是这源动力的其中两种。

    当然，如果写历史只为回顾历史，那就没有多少意义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记住过去不是为了缅怀过去，而是为了分析得失，观照现在，成就将来。15世纪末到17世纪，火枪与账簿能打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大门，改变整个时代整个世界的格局，放眼当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虽然世殊时异，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早已不是几个世纪前所能比拟的，但究其本质又有多少差别？

    对《火枪与账簿》的研读，不仅有益于我们重新回望和理解中国与东亚在世界近代史中的坐标，对于审视仍在推进中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深具启发和参考意义。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逆转，我们要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慢慢积蓄力量，唯其如此，当机会来临时，才能牢牢把握，成就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