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晓慧

    《衣不蔽体》是一本300来页的书，不算特别“厚重”，却非常“好读”。它娓娓解析了整整100年间中国人的服饰演变史。说是服饰演变史，其实是不够确切的，因为此书的副标题为“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服饰与身体”，作者在阐释服饰文化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时，也从辩证的角度审视着身体和服饰之间那种相互抵触和成全的矛盾关系。因为衣着审美的变迁势必会受到种种时代风潮的影响，在那样的情况下，个体审美是必须被忽略的。树欲静而风不止，穿衣打扮，从来就是最容易被“风”吹出一派风景的东西。而且，从社会学角度而言，每一个人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利用穿衣打扮将自己划归到某个社会群体中，并通过服装中诸如款式、颜色、饰物的细节来形成一种无声的“语言”，诉说自身的“社会属性”。衣衫裙裤最能包含一些幽深玄妙之意，民间俗语说的“先敬衣衫后敬人”“只认罗衣不认人”，其实都是从辨识衣装的客体角度来强调服饰本身具有的表述性。服装完全可以被视为既定社会生活、政治秩序、经济形势的一种真实而生动的镜像。

    民国时候的服装相对来说还是花样纷呈的，张爱玲就认为当时的女装“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且汉人女子开始穿满人的旗袍了。汉女的传统服装乃上袄下裙，之所以换成一袭长袍，为的是追求男女平等。到了20世纪30年代，旗袍的变化剧烈起来，收腰、开叉、打裥、镶边……创意一个接一个，流行度也不断提高，甚至成为“国服”。而民国男装则呈现了西服、长袍马褂和中山装“三足鼎立”的态势。洋派的人好穿西服；长袍马褂是传统服装，亦不能丢；中山先生穿着民主革命者的服装一亮相，“中山装”自然大行其道。

    古代政权统治下，穿衣讲究“昭名分，辨等威”。1949年后，虽无此类法令下达，但上层意识还是深刻影响了民间打扮。一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口号，让大家都穿起了旧衣。那时候的服装主要有三款：“毛装”（毛式中山装）、干部服和工人装。老百姓深知，衣服不能随便穿，它的作用远大于遮体保暖。“文革”期间，大家清一色绿军装，因为绿军装象征着穿衣人在政治上的正确和可靠。女性也不例外，领袖说“不爱红装爱武装”——军装就是一种“武装”。直到改革开放之风吹起，喇叭裤、牛仔裤进来了，西装也重新在商店的玻璃橱窗内出现，女性们开始穿得“花里胡哨”……

    《衣不蔽体》一书中还写到了服饰变化过程中一些值得推敲的现象，比如农民穿西服。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剧，很多农民进城打工，有钱后就学城里人穿起西装，这其实是农民在利用服装建立自己的新身份。然而农民穿西装，多少含有点喜剧元素，有些人的西装纯粹在当罩衣穿，上身后，不扣纽扣，敞着怀，衣襟还在风中一甩一甩，里面露出媳妇给他织的毛衣领子和有些脏兮兮的衬衣领口。这种西装的穿法简直是对城市精英阶层服饰的强烈反讽。而到了20世纪末，以前服从于集体意识的穿衣观被彻底打破，强调个性的年代到来了。年轻人的文化衫上赫然写着“别理我，烦着呢”。有点闲钱的知识阶层则会花掉相当于自己几个月工资的钱，换回一件阿玛尼西装或进口真丝长裙。总之，服装似乎开始彰显穿衣人的品位、性格和自身价值了。

    “衣衫，只有脱离了身体，离开了它的主人，才可能以它本真而单纯的模样存在。”《衣不蔽体》的作者赤桦一直在强调这个观点。这个观点诚然是正确的，却在20世纪的中国穿衣文化中，显得和实际格格不入。好在衣衫的文化价值在近30年来真正凸显。今天，我们服饰的意义变得更为纯粹和简单，人们对于服饰文化的追求也显得更加洒脱和随性。当然，这也是一种思想意识的反映，那就是更为包容，更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