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 流           

    每到年末岁初，各大出版社、文化媒体乃至社会名流，多会晒出一份年度图书排行榜。看了榜单，有人欣然有人羞赧：榜上的图书如果大多看过，心里就会生出一些安慰；反之，似乎就枉为读书人了。

    然而细加分析，会发现图书榜单背后隐藏了很多问题。一般来说，行业榜单一多，便会出现“顶端相近”的现象。比如说我们评选全球十大高校，全球十大博物馆，入选名单中肯定会有几个重叠。原因是评判机构虽不同，基本认同却相似。但图书榜就不一样了。笔者曾留意过2017年度的一些图书榜，发现各榜单上的书目重合度极低。之所以如此，细想起来，也好理解：一年中出版的书籍数不胜数，大众的阅读口味千差万别，又不能排除个别评审单位在评选过程中夹杂一些“私心”。退一万步说，主流媒体评选出来的书籍就一定好吗？我看也未必。

    图书榜最早见于1895年的美国《书商》杂志，当时是根据全美16个城市中最主要书店的实际销售数据，将名列前6位的书籍名称公布出来。到了1983年，台湾著名的金石堂书店引进了畅销书排行榜模式。应该说彼时那些畅销书排行榜上的书目还是有据可依的，那就是现实销量。而此榜单也一直是书商们为盈利目的而操控的一种商业行为兼促销手段。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类好书榜，尽管在推动大众阅读方面的确起了一定作用，可评价标杆已趋主观，并且依然掺杂着诸多功利元素。

    我国的年人均阅读量并不大，2017年统计出来的相关数据满打满算也就是每年人均八九本的样子，也就是说一个月读不下来一本书。即便是那些“手不释卷”者，一年至多也只能看到二三百本图书，这和我国全年近三十万种的新书出版量相比，所占比率无疑低得可怜。在这里，我丝毫没有批评国人不爱阅读的意思，只想说明：用约莫千分之一的阅读量去评价整个书籍出版行业一整年的成绩实在不太靠谱，像是在上演一出“瞽人摸象”的戏码。事实也屡屡证明：这种榜单式样的评选根本就不适合图书业。

    有人可能会说，榜单上的书目是通过概率统计而来，相对还是比较科学的。可阅读是一项极其私人的文化活动，有人觉得《追忆似水流年》是本叫人看不下去的书；有人认为《基督山伯爵》只具有“火车站文学”的水准；胡适先生甚至直言《红楼梦》写得还没《儒林外史》好……可见，阅读审美的差异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巨大。阅读中多元选择的存在恰恰展现出某种丰富和繁荣的态势。现在那些名目繁多的图书榜，说到底是将小部分人的阅读审美判断当作了一致结论，并试图以权威的面貌去影响大众选择。况且评判的过程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那些愿意花更多钱请名家推荐的出版社，他们的书籍更易独占鳌头。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出版社虽然也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出着好书，可他们的劳动成果相对难以“榜上有名”。其次，评判机构势必会向著名作家、作者的作品倾斜，这是无需讳言的事实，市场达尔文主义就是如此强悍地存在着。再次，即便是那些由读者参与的民意评选未必就公正，君不见各大出版社屡屡在微信圈中用发红包、送奖品的形式在拼命拉票？

    所以说，图书排行榜未必能真实反映出图书质量，一本好书往往需要漫长时间的检验。正由于此，杜甫写下了“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样的句子。阅读说到底是个人体验，简单粗暴地用一榜书目来引导大众的做法既不可取，也无必要，读者应该保有自己选择阅读对象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