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烧制的“中国风”瓷器（宁波博物馆供图）

（宁波博物馆供图）

    陈 青 项聪颖 整理      

    海洋是人类最大的博物馆

    “一带一路”“海洋发展战略”等都是当下的热点话题，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时代契机。今天主要从考古学的角度来探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风貌。

    以法国水下考古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为例，法国水下考古目前已发现沉船1.9万艘。一条沉船可能有多少出水的文物？世界上著名的沉船博物馆——瑞典的瓦萨博物馆、英国的玛丽·罗斯博物馆、中国广州的“南海Ⅰ号”博物馆和韩国的新安沉船博物馆，每条沉船的文物足够支撑一座博物馆，其中“南海Ⅰ号”出水文物超过10万件。由此推知，“海洋是人类最大的博物馆”当之无愧。

    中国的水下考古工作起步较晚，沉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研究对象，现在能够确认的沉船有240多艘，相信随着水下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会有更多的沉船考古发现。“小白礁Ⅰ号”是近年来水下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船上有瓷器，有来自日本、越南、西班牙的银币，它们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又一见证。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海尔德马尔森号”沉船，1752年沉没，1984年打捞，货物清单如下：23.9万件瓷器、68.7万磅茶叶、147根金条以及纺织品、漆器、苏木、沉香木等，总价值80万荷兰盾。由此可知，从贸易额度、规模等方面，海上丝绸之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影响更为深远。

    由于海上贸易利润丰厚，从17世纪开始，欧洲各国纷纷建立东印度公司，因此中国瓷器上会出现东印度公司的徽章。随着中国瓷器大量出口欧洲，在欧洲逐渐刮起“中国风”。欧洲皇室贵族以拥有中国瓷器为时尚，德国柏林夏洛特王宫的瓷器室（18世纪），葡萄牙里斯本桑托斯宫的瓷器室（16-17世纪），所藏均为中国瓷器。在宁波博物馆一楼特展厅中有一件英国人烧制的瓷器，图案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艺术对西方的影响。

    （《CHINA与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沉船与贸易瓷器大展》在宁波博物馆一楼东临展厅展出，展期至4月8日）

    海上丝绸之路对现实生活影响深远

    海洋贸易对于今天的生活影响深远，如我们熟知的股份有限公司，就是由东印度公司发展而来的一种企业制度。舌尖上的味道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得到很多改变，如番薯、玉米、辣椒、咖啡等外来食品深受国人喜爱，从中国传出去的茶叶等影响了整个欧洲的饮食风格。

    1492年，哥伦布在美洲大陆第一次看到有人吸烟，百年之后，烟草风行全世界。青花瓷现在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代表符号，但青花当初却是伊斯兰文化的符号，唐代传入中国，由洛阳巩县窑烧制成瓷，经扬州出海，运至中亚地区。17至18世纪，青花瓷传到欧洲，欧洲人开始仿制。致远舰考古发掘中有一个写着“致远”的青花瓷盘，为英国瓷厂定制，又回到中国。这些都是文化流动的体现。海上丝绸之路不是空洞的概念，它与生活密切相关。

    从唐代到明代，中国的人口始终稳定在五六千万，这是当时土地的供应极限。但是明清时期，番薯、玉米引入中国，粮食产量得到提升，中国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至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人口总数超过4亿，即后来所称的“四万万同胞”。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们借助季风与洋流，利用传统航海技术开展东西方交流的海上通道，也是东西方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经济、文化、科技、宗教和思想相互传输的纽带。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有古代的中国人、波斯、阿拉伯人、印度人、马来人和后来的西方殖民贸易者。

    古代人类开展海上交流，主要依靠季风和洋流，所以中国古代航海大多以一年为周期，进入印度洋需要在马六甲等待风向转换。郑和航海到印度洋、中东地区，两年为一个周期。基于季风对航海的重要性，泉州这样的海港城市自古就有由官府主导的祭风仪式，祈祷出海旅途平安，我们今天远行时讲“一帆风顺”就是从此而来。

    在古代航海史上，跨太平洋航行难度巨大。太平洋北部有个闭合的洋流圈，古人发现这个规律后，横跨太平洋航行才成为可能。大帆船贸易航线基本符合洋流方向，顺风、顺水，由此开启了约250年的繁盛的跨太平洋贸易，中国瓷器等货物从漳州等沿海港口经菲律宾马尼拉横跨太平洋到达美洲。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什么样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到底什么样呢？它会有一系列与长安、北京、洛阳等不一样的城市布局，有海洋贸易的管理机构，有外交的馆驿等。

    港口非常重要，所以郑和下西洋的时候需要去停泊一下。在泉州有一块“郑和行香碑”，碑上刻有“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忽鲁谟斯等国公干”等字样，碑上提到的地名就是波斯湾湾口的忽鲁谟斯岛，这个地方现在仍然是交通枢纽。泉州当时作为一个国际化的贸易港口，有很多人会说波斯语，波斯语是当时海洋贸易的公用语言，相当于现在的英语。

    泉州还设立了专门管理海洋贸易的机构，叫“市舶司”，至今还在。另外，泉州还有已清理出来、顺着晋江设置的码头。海上贸易的港口多为大江大河的入海口，这是因为外海区域的风浪特别大，所以一般会在入海口朝里的地方设置贸易集散地，港口的旁边还会设置一座小庙。我们曾到福建地区做调查，发现不管是渔民还是做海洋贸易的，上船之前或者下船之后，都会到庙里拜一拜，祈求平安。现在我们出门办事还经常会用到“拜码头”一词，就是由此而来。

    在泉州、广州、宁波等海港城市，不难发现，那时接待外宾的地方多用“怀远”“柔远”“招远”等词命名，如果是军事对抗的地方如海防设施，大多会叫“镇远”“定远”“宁远”。

    在泉州有一个埃及人的墓，上面写着“番客墓”三个字，这是外国人写的，因为三个字细看都是错别字。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了中国的唐三彩——一个飞燕纹的盘，同样的东西在洛阳的唐墓中也有发现。所以，我们的唐三彩远涉重洋到了埃及，埃及人也到了中国，古代的双向交流是非常发达的。

    （讲演内容来自宁波博物馆东方讲坛，有删节）

    主讲人名片

    姜波 先后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现为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执行委员、中国古迹遗址理事会副理事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海上丝绸之路考古、港口遗址考古与汉唐都城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