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炜明向天一阁博物馆捐赠的雕版，内容涉及儒家思想、道教经典、民间生活等。此为清“除邪驱鬼，正直为神”单面木雕印版（朱英炯 摄）

（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顾 玮 吴央央 整理    

    收藏家也是有派别的

    人类的收藏行为从哲学或者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应该是和记忆、情感有密切关系，这个记忆可以从个人的范围一直扩大到国家、人类的范围。所以，收藏什么？是收藏记忆，也是收藏情感，收藏我们的文化发展、每个阶段的历程。

    收藏跟时间有关系。你30岁的时候，可能就收藏一两件儿童时期有纪念价值的东西，慢慢地，收藏的东西越来越多，可能变成某方面专门的收藏家，这需要时间。所有的学术研究都需要时间，做学术研究也是一种收藏，收藏知识。

    收藏家也是有派别的，我觉得大致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轮转派。他们会把一些收藏品进行轮转，也就是说收来的东西自己藏了一段时间后，再换出去，换成经济利益也好，换成另外一些更有收藏价值的东西也好。有大量的收藏家是这样的。

    晚清民初时的罗振玉先生，收藏非常丰富，可是也有资料显示，他实际上也做大量的文物生意。也就是说，东西到了他手里，初步研究以后，形成自己的看法，有的还写成非常重要的文章。过了一段时间后，如果觉得这个藏品有利可图，或者哪个朋友非常喜欢，就拿来换钱或转让给别人了。轮转派最后能不能成为收藏家？按我的定义，就看他最后留下什么。比如罗振玉先生留下了他的学问，他就是收藏家，至今文物收藏界还是十分尊崇他。王国维先生研究经文和甲骨文，有一部分研究材料就是罗振玉先生提供的，因为他俩是亲家。

    当时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叫董康，是专门贩卖古籍的，在古籍版本鉴定方面非常厉害。许多大学问家，甚至包括海外的京东大学、京都大学等机构，都和董康打过交道，从他手里得到过非常珍贵的古籍。他也著书，是关于自己经眼的古籍版本的判断。董康是不藏书的，他获得好的古籍后，翻一翻，可能写一段笔记，就放在那儿待价而沽。去年6月，我随饶宗颐先生到法国的一个学院参观，对方特意从库房里拿出一部分东西供观看，里面就有董康跟伯希和以及当时法国其他一些汉学家的书信来往。可惜100年不到，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董康是谁了，他至多也就是留给世人一个书贩子的印象。

    我认为，在市场里非常活跃的那些轮转派不能算是收藏家，因为他们的东西都散了。

    第二种是中间派。这些人本来专注于收藏，不在乎做生意，但到了晚年又把东西卖出去了，理由是改善生活或者改善儿孙的生活。

    王世襄先生就是这一派的代表。早年间他收藏的东西是不卖的，朋友想用高价私底下转让，他都不怎么答应。结果到了晚年，他用这两条理由把自己的一部分藏品放到市场上拍卖了，非常可惜。

    第三种是传承派。传承派有个特点，东西进来就不出去。到了晚年，他们多半会把自己的藏品捐给公家，我的老师饶宗颐先生就是这样的。

    饶先生家族本是潮州首富，可惜抗战之后家里的东西都没了。饶先生后来在香港大学当教授，又到新加坡、美国等地建立了自己的收藏，最后在晚年也就是他88岁的时候，把所有的藏书捐给了香港大学，藏在饶宗颐学术馆，也就是我现在服务的单位。这批藏书有4万多册，其中古籍800多种，善本约170种，有两三种是海内外孤本。另外他收藏的古琴有五六种，也是价值连城，饶先生把古琴无偿捐给家乡潮州的饶宗颐学术馆。

    收藏之乐与收藏策略

    收藏的乐趣在哪里？一些收藏家首先考虑的是学术研究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把藏的东西变成知识。

    以饶先生为例，饶家原有几尊宋代潮州笔架山窑的白瓷佛像，后捐给了国家，现在全国收藏此类佛像四尊，有两尊是他家的。二战期间佛像没被弄坏，他很高兴，拿了两尊佛像的照片写了篇很重要的论文，后来研究宋瓷的人都要看这篇东西。他把自己的收藏变成了学术研究，这是一种快乐。许多学者都有这个特点，刚才提过的法国著名收藏家伯希和也是如此，他认为，学者研究某个课题，就要对那个课题有点收藏。

    我也秉承了这个传统。比如，当我研究元代景教的十字铜牌时，我和助手收藏了一两件十字铜牌。可是后来研究发现，这个东西不仅仅是元代的，在丝绸之路上，十字铜牌早就流行了。我们都涨了知识，这个就是“乐”。

    第二种“乐”是藏品有实用价值。其实我们现在收藏的大部分东西在古代是实用品，本来就有它的用途。花瓶是什么？养花的。那为什么不能拿一个古董花瓶养花？我鼓励大家把收藏的东西尽量利用起来，最好的收藏就在日用。天一阁的古籍是用来阅读的，把它利用起来，才有人气，古籍的生命才会更精彩。

    第三种“乐”纯粹就是喜欢。我记得沈从文先生说过，有一次有人到他家里去，看他收藏的一些瓶瓶罐罐，有的有裂缝，有的还缺口了。那人就说，这个东西缺口了，不值钱了，扔了吧。沈先生淡笑着回答，我喜欢，我喜欢这些东西。所以喜欢很重要。

    最后一种“乐”，当然在于赚钱。那些会把收藏的东西拿去做买卖的人，他们的“乐”就是赚钱，但那是有条件的。这件东西赚了钱，他才有“乐”，不赚钱的话，他就没“乐”。赚钱这个乐趣，真正的收藏家大概可以不管。

    我自己不算收藏家，但也玩一点收藏。我的收藏策略很简单，首先是喜欢，凡是我收的东西，都是我喜欢的。第二是负担得起。什么叫负担得起？你看见一件东西很喜欢，价钱也是你在那一刻可以承担的，那就当机立断收回来。我有过痛苦的经验教训：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旧书店看到一个元代的刊本，要价不算高，大概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但是当时我现金不够，已经傍晚了，我就想那明天再来吧。遗憾的是，它被我一个同学当场掏钱买走了。

    第三个收藏策略是捡漏。如果一件东西的价格明显低于主流市场价，被你买了，这就是捡漏，捡漏的关键在于你要懂。比如，最近我在澳大利亚的网上书店买回来三套书，其中一套在中国内地可以算是孤本，那是乾隆皇帝下令由朝廷印的一套满文教科书，对方开价只相当于1万多港元。我当时并不知道它的珍贵，只是觉得价格明显偏低，而且满文的东西如今留下来不多，就当机立断地买了。之后我查资料发现，另一套完整的在东京大学，国家图书馆有十二分之十一。

    关于捐赠，我给自己定了几个标准：首先是捐给公家博物馆、图书馆；其次，捐赠过程规范化；再次，我捐的东西要对该馆有意义。譬如中国印刷博物馆曾经让我把收藏的雕版捐给他们，我说，不捐。为什么？因为同类型的雕版在中国印刷博物馆太多了。我为什么捐给天一阁？一是因为我原籍宁波，二是希望我捐的东西能给天一阁补缺，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缺。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国学堂，有删节）

    主讲人名片

    郑炜明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高级研究员、副馆长。亦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大学国学院教授，日本岛根大学亚太历史及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等。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上古史、国学研究方法论、简帛学、词学、中华文学史、澳门学等。已刊学术著作35种，文学著作10种，期刊论文及书籍章节14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