痕 墨

    我国的著名小说家中颇有几位纯正且热忱的音乐爱好者，比如毕飞宇、余华等。前段时间读毕飞宇的《小说课》，里面就有一定篇幅论及自己对音乐的喜爱。而余华在《文学或者音乐》一书中，首先认识到的是：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开放品质决定了“它最终的完成有赖于作者和读者共同的努力”。读者对作品产生的共鸣若用音乐术语来形容，便是“和声”。余华将其看作“阅读的和声”。

    作为小说家，余华在阅读同行的作品时，出于“职业习惯”，会采用一种专家的挑剔眼光进行审视，尤其会情不自禁地从创作角度去衡量小说的优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作家特有的火眼金睛更容易发现一部文学作品的优点和瑕疵。余华就认为威廉·福克纳“是一位奇妙的作家，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教会别人写作的作家，他的叙述里充满了技巧，又隐藏不见”。常说文人相轻，但余华对福克纳却不吝赞誉，他说：“就像我们见过的那些手艺高超的木工，他们干活的神态都是一样的漫不经心，他们从不把自己的认真显示出来，只有那些学徒才会将自己的兢兢业业流露在冒汗的额头和紧张的手上。”在余华看来，福克纳是作家群中艺术技巧臻于化境的一位。而茨威格呢？他是“小一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价这两位作家的时候，余华撇掉了很多专业性的评价指标，而仅从自己的真实阅读体验出发。他说：“打个比方，正常的心跳应该是每分钟60次，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的心跳变成了每分钟120次，这每分钟120次的心跳不是一会儿就过去了，而是持续了两天，谢天谢地，我有一颗大心脏，我活过来了。”茨威格则用《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等小说给人带来“久违的阅读激动”。就风格和套路而言，这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整整小了一个甲子的奥地利作家，和他的俄国前辈一样具有强大的叙述能力。但两人也有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是社会中的人，茨威格描写的是人群中的人。前者擅长用文字构建一种黑压压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情境，后者更愿意在作品中彰显人生的不可预知和难以揣测。

    在《文学或者音乐》中，余华还饶有兴致地提到了写作风格截然相反的川端康成与卡夫卡。川端康成的笔调显示出大和民族文学特质中无限柔软的一面，卡夫卡的作品惯于露出极端锐利的锋芒。也许只有在这样悬殊的比照中，才能凸显两位大师自成一格的艺术特色。还有契诃夫和贝克特的话剧作品也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契诃夫在《三姐妹》中用诗化的语言让主人公絮叨着“到莫斯科去”的呓语。贝克特笔下的流浪汉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基米尔却以粗粝的民间言语讨论着“为什么戈多还不来？”皆是围绕着“等待”主题展开的故事，契诃夫借用女性的柔软和忧郁，层叠起内心的希冀。而贝克特巧妙设置了一个对其一无所知的“戈多”，然后让主人公们用生机勃勃的对话来憧憬某种未知。细想起来，这种构思是多么富含哲思且妙趣横生。

    文学和音乐的关系可以说相当紧密。余华用文学家的眼光鉴赏音乐时就承认：“音乐影响了我的创作”。音乐是一种情感密码，使人从中感受到爱的力量。音乐还能通过音符和旋律来营造丰富多彩、亦真亦幻的情景，并从或庄或谐的乐章中流转出和文字一样奇异的魔力。所以余华萌发了一个疑问：那些伟大的音乐家们当初在作曲时是怎样激发自身创造力的？这种创造力若用于文学创作，会有怎样的结果？其实音乐大师们的作品本身就解答了上述问题。不管是音乐还是文学，应该兼具民间性和时代性，缺一不可。而且音乐段落和文学叙述一样，往往会在跌宕起伏的精彩篇章之后，出现短暂、安详的时刻，这样会给予聆听者震撼的感觉。

    读完《音乐或者文学》，我有一种猜想：对于富有想象力的作家来说，跟随旋律的变幻而恣意驰骋自己的文学构思，一定是件妙不可言的事。因为音乐能为艰苦的文学创作过程添加精神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