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赜韬

    一道爽口、鲜美的罐头油焖笋，想必是许多浙江人共同的童年味觉记忆。貌似平淡无奇的笋头，只以简单的生抽、白糖、香油点缀提味，便能如此刺激味蕾，实在是造化之胜。

    宁波人自古有食用竹笋的癖好，油焖笋更是阿拉宁波人佐餐、待客的首选“乡土菜”。那道山间野味是如何名闻遐迩的呢？倘将油焖笋放置于近代中国传统饮食转型的大背景下检视，并不难回答：是易于贮存、保质的特点，将甬上土里土气的“阿婆美食”油焖笋罐头送上远去的列车、货柜、航船，由此通往大江南北，乃至漂洋过海。正是在这“整装”过程中，油焖笋实现了工业化。与此同步，市面上可见的油焖笋罐头，也成了“宁波独大”的地域品牌。

    要知道宁波油焖笋罐头的辉煌历史，必须先讲讲油焖笋罐头的近代工艺技术。当年的油焖笋罐头广告里，对此有着明确的记录：“采取竹笋之嫩而肥者，去皮不加水刷，用粗布拭净，置大锅中配以香油及食盐。密封锅口，文火煮若干时，取而盛之以罐，抽去罐中空气，故能经久不坏”（《申报》，1924年12月21日）。此外，为避免罐头笋在运输、营销、贮藏的较长时间里滋生细菌，一些罐头制造企业还引入了西方近代先进的杀菌技术：1934年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农业专家的科普文里即可见“明矾水煮沸一回”“高温度的胱气和杀菌加热”等理化加工程序。个中也勾勒出近代宁波帮“东西交融”“海纳百川”的个性。

    品牌塑造，是油焖笋从乡间林中步入大雅厅堂的必经之途。品牌的打造讲求“正统”，当时的宁波商人纷纷借“宁波人首创油焖笋罐头”的东风，打起了“家乡”牌。一时间，“宁波”俨然成为各地罐头笋制造厂共同的“代言人”。1925年5月，宁波如生厂原总经理、油焖笋罐头的发明者章林生在上海闸北永兴路创办了全新的大陆制笋厂。该厂引入机器生产流程，每日可制作油焖笋罐头近万听。在开业宣传中，大陆厂积极利用先期宁波如生厂的良好声誉，努力打造其罐头品质，延续“如生”正统的受众感知：“（如生）厂所制皆出其（章林生）手，经验宏富”（《申报》，1925年5月1日）。

    对于油焖笋“宗主”的抢夺战，还生趣地暗含在各厂的“商标设计潮”中。1926年6月，兴起不久的大陆厂深切感受到其他品牌争先仿冒导致的恶性竞争压力，断然决定为王牌人气产品“火车牌油焖杜园笋”公开征集形象广告（商标）：“鉴于市上杂牌众多，且有以陈货相混者，该号欲顾全令名，并拟油焖笋中特树一帜，征求显明而容易辨别之广告”（《申报》，1926年6月16日）。最终，经过激烈角逐，一个象征稳重、霸气的宝鼎成为大陆厂油焖笋罐头的“吉祥物”。随后，在1928年，其他两家油焖笋大厂：萃园厂、似生厂亦分别以篆书厂名和蜜蜂图案为商标，迈上了追寻名品的通衢大路。

    其实不单是罐头油焖笋这一成品佳肴，老宁波笋厂缔造的粗加工笋罐头，也以半成品的样态于传统菜式里得到新生，譬如如生厂的清汁鲜竹笋：“无论冷拌热炒，佐助荤肴、素馔，或做虾子笋、红烧笋、油焖笋、烤肉笋、咸菜笋，并调制一切荤素羹汤，俱照新鲜生笋一式配用，无不适宜”（《申报》，1923年7月3日）。此外，宁波帮“经世致用、永不止步”的探索精神，也在实践中激发了诸如熏制黄鱼、咸带鱼、清汁芥菜心等十余种别样新品。多元的产品架构使得宁波土产的笋罐头有了更开阔的市场视野，更具竞争底气。

    抗日战争爆发后，伴随着国土的日渐沦陷，宁波罐头工业遭受重创。先是重要营销城市上海经济凋萎，民不聊生。之后又因日寇盘踞浙东，生产的工厂企业几近瘫痪。曾经煊赫一时的宁波笋罐头渐渐淡出历史舞台。1945年抗战胜利，虽有诸多甬上有识之士不忘初心，力图重振宁波油焖笋罐头产业，但终因时事动荡未能遂愿。唯一值得称赞的是，1948年7月，我国世运代表团运抵英国的运动员口粮中见有复苏后的宁波罐头油焖笋（《申报》，1948年7月16日）。能为国之健儿添彩调味，也算是坍圮的近代宁波笋罐头工业，在气息奄奄中留下的辉煌余音了。

    小小一方油焖笋罐头，述说着近代宁波食品的工业记忆。在当下城市文明复苏、宁波打造“名城名都”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宁波重要工业遗产的罐头产业不应被忘却。城市工业遗产从来不仅是厂房空间的存量，它关乎人，关乎活生生的人对城市工业的记忆、认同。亲近民生的近代宁波罐头工业，是工业振兴城市传统的一个成功实践，也是我们重温城市民族工业梦想，砥砺工匠精神、创新意识的良好窗口。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在宁波的大街小巷看到诸如油焖笋罐头文创产品的“旧物新生”，以此赓续宁波城市味觉记忆中的工业传奇，为宁波的“东亚文化之都”增添新的金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