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 佳

    舆论监督是公众通过舆论机关或运用舆论工具，对社会不良现象进行批评，重点是对权力组织与决策人物进行监督。舆论监督应该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早在唐代，杜甫就是舆论监督的高手，舆论工具就是他所擅长的现实主义诗歌，他监督批评的对象就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和豪强贵族。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这首《兵车行》是杜甫的代表作之一，诗歌针砭时弊，深刻揭示了百姓赋役的沉重和生活的困顿。不过，你要是了解本诗创作的时间和背景，就会为“诗圣”捏把汗。这首诗创作于天宝十年，即公元751年，距离安史之乱还有4年时间。今天回望历史，我们知道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但当时的唐王朝到处莺歌燕舞、一派繁荣富庶的景象，上层权贵过着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被称为“开元盛世”。深知民间疾苦的杜甫却创作了《兵车行》，说很多百姓困于徭役：“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也就是说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全，就要远离父母和家乡，到边疆戍边杀敌、垦荒屯田。边地苦寒，战火无情，受伤、病亡、累死、战死都有可能。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十多年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就要走上一条不归路，送别时的凄惨可见一斑。于是《兵车行》里描写道：“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兵荒马乱的年代，衣衫褴褛的百姓，鸡犬不如的生活，这是盛世吗？如果这几句诗被掌权者看到，他们怕不会相信这是真的，搞不好就会给杜甫安一个“诽谤朝廷、煽乱朝纲”的罪名。

    可是杜甫写到这并没有停笔。一个家庭的壮劳力被征调后，地没人种了，于是出现了“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的荒乱景象。写这两句时，杜甫搞了点小技巧，婉转地用“汉家”代替当朝，算是照顾了一下被监督对象的情绪。但接下去他毫不客气，“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把朝廷官员横征暴敛的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在此基础上，还揭露了朝廷出尔反尔，不讲诚信。按照唐制，戍边守疆，应该是轮换制，但实际上，关西戍卒服役时间被无故延长。

    如果说《兵车行》舆论监督的对象比较笼统的话，那么《丽人行》的监督对象就非常明确了，目标直指当朝权贵杨氏一族。《丽人行》作于天宝十二年，即公元753年。杨玉环宠遇日隆，杨国忠被封为右丞相，兼领四十余使。杨氏家族里应外合，势倾天下，几乎可以代天子行令。

    这篇诗歌源起于公元753年初春的一天，杜甫在首都长安周围闲逛，远远看到杨家兄妹在野外郊游。有钱人郊游可不是撸个串、烧个烤那么简单，人家是云幕十里，华盖满天，宦官伺候，御厨传膳。杜甫看到自己寒酸的衣衫，周围面带饥色的百姓，心里愤愤不平，便情不自禁地写起诗来：“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写的是杨氏女眷华丽的服饰；“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写的是他们饮食的奢靡；“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写的是吏治的腐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则把杨国忠趾高气扬、顾盼自得的气焰刻画得栩栩如生。

    也许有人会说，杜甫还有舆论监督的名句，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流传更广。这两句出自《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公元755年写的，此时，唐王朝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呼啦啦倾倒。就舆论监督的时机而言，一个是独自挑战“活老虎”，一个打的是“死老虎”，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