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须虫

    2009年1月1日，付克涛入职北京某工贸公司从事杂工工作，并与公司签订了4次劳动合同，截止日期为2013年1月1日。到期后，公司没有与付克涛续签劳动合同。2013年1月3日，工贸公司安排付克涛前往某搅拌站从事安装工作，随后，他在工作中双手骨折。“住院期间，公司为我垫付了医疗费。但没给我缴工伤保险，按照法律，以后的工伤赔偿费用，应该由公司支付，可公司说，已经给我花了几十万元治疗费，不能再赔偿了。”为此，付克涛5年打了6场官司（5月10日《工人日报》）。

    工伤事故处理难是劳动维权中的普遍问题，很多人将问题归咎于工伤认定、劳动关系厘定等难题。的确，明确这些需要一定程序，而且认定的结果将决定赔偿与否以及赔偿额度的大小。但大多数情况下，工伤认定、劳动关系厘定等并不复杂，除了诸如上下班途中、48小时之内等特殊情形外，劳动时间出现的工伤事故大多很直观，譬如该案。

    说到底，付克涛5年打了6场官司，真正的原因还是劳资直接的利益冲突。从报道的情况来看，所涉企业并未否认工伤事故的事实，在工伤事故发生后已经为受伤者支付了几十万元的医疗费用。之所以最终会形成权益纠纷，根本的原因还是企业未缴纳工伤保险，失去了保险对劳动者权益的托底作用。相反，如果企业缴纳了工伤保险，所有的赔偿会由保险基金支付，这时劳动者与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基金是独立共济的，企业与基金管理机构都会倾向于对伤害者的保护，尽可能地争取赔偿在政策范围内的最大化，甚至基于人性关怀，企业会给予受伤职工一定的资助。

    尽管我国在1996年就制定实施了工伤保险制度，20多年来相关法规数度修订，但是总体来说，工伤赔偿责任越来越严格，工伤保险费的征缴却没有实现强制，包括生产性企业在内的许多企业不缴工伤保险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事实上导致工伤事故救济只能依赖司法兜底。

    企业不愿意为劳动者购买工伤保险，除了存在侥幸心理之外，一方面，工伤保险费是现实的用人成本，企业基于工伤事故风险的概率考虑，不愿意拿当期的钱为未来可能发生的赔偿买单；另一方面，工伤保险征管还比较粗放，统筹层级低，而且还不是劳动者实名实位的权益保险，很容易导致个体保障的缺失。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工伤事故处理难的问题，关键还是要强化工伤保险覆盖受益面，既要强化企业的强制缴付责任，也要改革完善工伤保险征管机制。如允许企业根据不同岗位“因人缴费”，实行精细化征管，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减少基金层级，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实现省级乃至全国的统一基金，提高基金使用效率，更精准地调节征收，实现低征缴高保障；实行工伤保险职工权利的“实名制”，提高权利保证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