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其洋       

    近几年，从《三傻大闹宝莱坞》《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起跑线》，到眼下正在热映的《巴霍巴利王2：终结》，印度电影在中国取得了口碑和票房双丰收。

    怎么会这样？电影类型丰富、表现手法新颖、演员敬业投入、关注现实题材等等，无疑是重要原因。但近日读到《小萝莉的猴神大叔》的导演卡比尔·汗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一席话，我找到了另一个也许更为重要的原因。

    印度是全世界每年观影人次最多的国家，中国是全世界拥有电影银屏数量最多的国家。卡比尔·汗期待中印两国的导演人才能够联手拍一部“能把观众按在座位上的电影”。为此他说：“我永远先看故事，其他的因素都是次要的。”故事之于电影的重要性，在卡比尔·汗心目中可见一斑。

    电影之好看，体现在诸多方面，但正如卡比尔·汗所言，故事好看当是第一位的。看看那些经过时间洗礼的“经典影片”，哪一部不是因为讲了一个好故事，而在观众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并使导演所要表达的“道理和意义”得以长存。这些年，印度电影不仅在中国内地影市屡创票房神话，也颠覆了国人对宝莱坞的认识，媒体惊呼：感受到了来自印度的一个个“朴实的好故事”的力量。

    朴实的好故事有力量，有好故事才有好电影。这样的道理，我想我们中国的导演不可能不懂得。但看看这些年我们拍的一些电影，年年攀高的票房与连连下滑的口碑之间的反差，不免感叹：中国导演讲故事的功夫，比之于我们的前辈，比之于当下的印度导演，差距不是一小截。

    一是没有好故事。好故事得有人写、有人编，得有超凡的才情，得付出足够的心血。但在急功近利赚快钱，似乎谁想做导演就能做导演的当下，对编剧、剧本的极度轻视，让一些电影像极了“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二是讲不好故事。有些电影，有成为好电影甚或经典的特质，却无奈留下了“两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之类的笑料。好故事要转化为好电影，需要精妙高超的叙事方式，而好多导演恰恰缺乏这样的能力，或者不愿在这方面花心思、下功夫。三是太想讲大道理，总是端着架子，就像小学生写作文喜欢“主题先行”，生怕观众看不懂自己的“深刻”，结果不是大繁至简，让戏剧性和故事张力在自然深缓的讲述中呈现，而是声嘶力竭地喊口号、贴标签、挠痒痒，或者故弄玄虚，把故事讲得晦涩难懂，令观众“烧脑”头疼。

    讲故事应该是电影导演的“基本功”，但我们的一些导演显然没有过关。原因当然很多，我以为，主要是不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不熟悉观众的所思所想，只是躲在资本筑起的圈子里，闭门造车，向壁虚构。如此，即便有了个好故事，讲起来也会像在讲别人的事，与观众隔着一层。

    看印度电影，一个强烈的感受是，导演们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价值，随处可见摄像机对现实的描绘和针砭，通过大大小小的冲突，最终揭示的主题则是信仰、和平和爱。由于印度电影对现实生活的坚守和介入，故事总能讲得圆润顺畅、一波三折不说，所蕴含和传递的“三观”极正，往往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这些年，中国的电影市场流金淌银，对金钱和权势的追逐与逢迎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不光让一些年轻演员、导演迷失了方向，也让一些本可大有作为的名演员、名导演失去了定力，丢掉了敬业精神和批判现实的勇气。

    市场越是全球化，故事越需本土化。这些年，我们学习构建美国好莱坞式的电影工业化体系，借鉴人家好的地方没错，但学习不是矮化和丢掉“自我”，更不能越学越丧气，没了文化自信。希望我们的电影工作者以印度电影为榜样，走出一条可与好莱坞、宝莱坞相媲美的“本土化叙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