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经济学家注意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展现出一种全方位学习的能力：科学技术可以学美国，工业制造学德国，管理学日本，分解房地产的使用权学香港，工业园区学新加坡，农业还可以学以色列。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也感慨：“中国人学得快啊！”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面对现代社会的治理，面对各种经济理论，中国展现出了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能力。

    这就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面对不同的经济学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偏执地选择其中一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俄罗斯等国家选择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能把各种经济学说以及基于这些学说的解决方案结合起来，吸收各自的合理成分并混合应用于现实？这个问题涉及如何看待不同的经济学说的认知问题。这是一个文化传统和哲学观念的问题，也就是改革哲学的问题。

    中国改革走过40年，现在确实到了总结中国的改革哲学的时候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改革的影响，绝不只是锻造了中国人勤劳、节俭、务实等性格特点，更重要的是在传统文化中沉淀形成的包容性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影响着人们对待不同改革方法的认知方式，并最终形成了中国改革不走极端、兼收并蓄的混合形态。

    显然，贯穿于改革过程的“包容型智慧”，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源远流长的谱系，它最早的表述就是孔子总结提炼的“中庸”。提出“北京共识”概念的雷默早已注意到中国崛起的“非对称特点”，中国的实力并不仅仅体现在可以数字化的显性实力，也体现在向世界贡献了一种全新的看待现代化的认知方式和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