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坚持方向的前提下，天生具有实践理性的中国人推行了混合至上的大变革，什么好用什么。一般说来，某种思想或政策只是体现了部分人的需求，因此极端化的思想和政策最终都会“独木难支”。1929年大萧条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失败，2008年的金融海啸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中国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教训，改革开放前纯粹的计划经济导致了经济困境。原因何在？其实道理很简单，在思想上，人群可分为左中右；在利益上，人群的层次性更多，任何纯而又纯的政策都不能满足所有人群的观念和利益需求。就是在这个常识意义上，政策必须是混合型的。其实，中外先贤都曾多次告诫我们这样的智慧，中国人讲究的是执两用中、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古希腊智者讲最好政体是混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型政体。

    20世纪几乎是一个忘记常识的百年，包容性、混合性都被置于脑后。好在中国有了伟大的邓小平，他提出的“猫论”具有最典型的问题导向、实践理性，在此指导下的改革方案和公共政策也自然具有包容性、混合性。就经济学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典型的混合型体制和包容性理论。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竞争、少有创新、没有富裕；但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不公正性所导致的社会分裂，这就需要以公正为基本价值的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政策去引导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结合，体现着中国人善于驾驭矛盾复合体并进行优势互补的包容性能力。

    包容性、混合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学理论上其实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40年改革是对既有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冲击，现在的社会科学理论应该对中国实践抱有敬畏意识，因为现在的社会科学理论尚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中国改革成就。政治发展能力、宏观社会结构，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些“生产要素”并不属于资本、劳动力或技术，而是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架构，是经济活动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当我们审视中国改革40年的经济成就时，就不能忽视政治发展能力、宏观社会结构的推动作用，需要用一种综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的包容性视角去观察研究。包容性的实践，需要包容性的审视，也需要包容性的思考、包容性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