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厘子          

    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情景，我们这些“85后”的记忆注定是亲切而模糊的。说亲切是因为我们恰好生于那个年代，说模糊是因为我们出生时那个年代已经过去大半，尚在牙牙学语的幼童，哪里谈得上记事？那是属于我们父辈的光辉岁月——他们30岁上下，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年代”，现在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大多是在那十年中喷薄涌现的。因此不管谁来写当代文学史，都得为那个年代挥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朱伟的新书《重读八十年代》，对这段关键文学史展开了“点穴”式的精准书写。

    朱伟先生是《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现已退休，写这本书的缘起是现任主编李鸿谷邀他写专栏，写写当时的作家们，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解读。相关文章一篇一篇在杂志上刊登，最终结集而成此书。用作者自序的话说，“这其实是一部个人经历的八十年代文学史”。之所以说“个人经历”，是因为那时朱伟正好任职《人民文学》编辑，刘索拉、阿城、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一大批当年的新锐作家经由他在《人民文学》相继推出，格非还将其誉为“中国最好的编辑”，可以说那时成名的作家大多与朱伟交情不浅。但这毕竟不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囿于篇幅和精力，作者只选取了十位作家及其作品进行重读点评，依次是：王蒙、李陀、韩少功、陈村、史铁生、王安忆、莫言、马原、余华、苏童。

    我特意留心了一下作家的年纪，发现了微妙之处，十人中，王蒙和李陀是“30后”，从韩少功至马原是“50后”，余华和苏童是“60后”。其实，李陀之前早已成名，他之于八十年代作家的主要意义是，当初北京有一个重要的稿件“中转站”也就是李陀家——各地作家进京基本要去他家“拜码头”，李陀因此被戏称为“陀爷”。至于王蒙先生，一举成名是在20世纪50年代。朱伟把王蒙放在十位作家之首，不单因为先生的资历和名望使然，更要紧的是，王蒙对朱伟有“知遇之恩”。1983年王蒙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后，亲自把朱伟调回并寄予厚望。《人民文学》在文坛的地位不言而喻。

    评述王蒙一文的小标题叫《不仅仅为了文学》，这同时也是王蒙上任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就职宣言的题目，凸显了经历浩劫复出后那一代知识分子身负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心。王蒙到任后很低调，反复强调他只是个作家，编刊物还要仰仗各位专家。而朱伟在本书中总结那一刻“他的上任……意味着《人民文学》将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真有幸亲历了整个过程”。实际上，王蒙用了一年半时间过渡，直到1985年才使《人民文学》达到耀眼整个文坛的效果。朱伟形容1985年的王蒙“已不再是最好的作家，却是最好的主编”。换句话说，作为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王蒙已不局限于作家个体微观的文学创作，而是从宏观层面主导并构建了当代文学新的框架。

    “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到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从卡夫卡、福克纳到罗布·格里耶到胡安·鲁尔福到博尔赫斯，从萨特到海德格尔到维特根斯坦，那是一种饥渴的囫囵吞枣……”朱伟的这段话，网上流传甚广，他也乐得再放进《重读八十年代》“老调重弹”。那是一种禁受长期压抑长期匮乏后精神上极端渴求满足的时代特征，未能亲身经历的我们，可以凭借阅读这些文字记录而鲜活感知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的人们，对文学的热爱是真的炽烈，真的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