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坚           

    宁波当代篆刻已形成创作群体，目前西泠印社社员就约有十位。我喜欢的印人中，少不了孙群豪，觉得其作品流露出一股文气。他的印面光洁，布局停匀，线条清丽，运刀简练，总体上风格雅正，又能见性情，不刻意求拙亦不刻意求工，更不竞奇骇俗、立异标新。他的变化更多体现为随形就势，静中求动，平直中带隶意，方正中有婉转，受汉印影响较深。这样的印风，朗润温和，力避造作妍媚，趣味如同水墨中的“小写意”。

    我是了解群豪的聪明劲的，他是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熟悉英语和欧美文化，爱好和兴趣广泛，且各有所成。治印，似乎是无师自通，他小时候只是觉得篆刻好玩，没想到痴迷日久，临习不辍，走上了正道。这自然是因为其颖慧，形成了不俗的审美能力，没有误入歧途。我尤其喜欢他的白文印，走平实一路，体合自然，呼应默契，浑朴灵动，微妙处生气喜人，是低回的抒情、悠游的歌咏。刘熙载《艺概·书概》云：“书要直而有曲体，直而有曲致”，其实，汉印之妙亦是如此，纵横得宜，曲直互见，虚实相生。尽管群豪也知道自己有个别白文作品略显单薄，但是，奏刀时并不耍弄聪明劲，不会为了“藏拙”而刻意“露拙”，即为了所谓的苍劲老辣而刀痕毕露，为了所谓的古朴拙涩而支离破碎，他坚持自己的趣味，笔画形成自然粗细。在章法上，他没有为了所谓的大开大合而故作疏密，能够稳中应变，如同水随山形。这般适度而为，本分而为，恰恰体现了他对于篆刻艺术的谦抑之意、敬畏之心、和正之心。如果逞才使气，生了机巧心，他的印风很可能“动作变形”，扭曲怪诞，形成积习流弊。

    孙群豪的文气正是“印外求印”的显现。所谓印外求印，不光要重篆法和刀法，更要重气象和境界。我所说的孙群豪之文气，指的就是气象和境界。篆刻之本，书法之始，即为“文”。《说文解字叙》：“仓颉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曰文。”文者，物象上相互交错的线条纹路。“文”，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对应“质”，所谓“文质彬彬”“质文并茂”“文质俱美”，就是君子之风，在内容和形式上是相济的。或者如西人所言，“文”是“有意味的形式”，形式（如线条）具有审美性质，是包含、积淀了社会内容（可理解为“质”）的形式。篆刻作品的形式，可以反映出印人的本质，印人的内在修养。孙群豪有“文气”，是因为他自觉警惕了鄙野之气，作品渗透、涵泳了自己的修养。其修养不仅是广泛涉猎各种文化知识，而且是长久修炼个体人格气质。

    “文”，亦对应“道”。刘勰《文心雕龙》将“文心”归结为“道心”，文与天地并生，人乃有心之器，精理为文，秀气成采，而“文”“采”本于自然之道。古人对于文与道的关系，有过“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文与道一”等不同学说，虽然各有观点，甚至不同观点之间互相辩论，但均强调道德文章，强调道心、人心。“道”所关注的是生命的终极意义，一切文学艺术都是如此，篆刻也不例外。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者，修己也，是自我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是塑造人格、气象、境界。我想，孙群豪正是从反求诸己中体悟篆刻艺术，将修养砥砺与审美提升融合起来，故而学有精进，随着修养的增加而弥补创作的不足，显现出宽博平和的气象和变化自生的境界来。

    除了读书和创作外，孙群豪特别注重遍访同道，转益多师，向善崇德。他与各界精英人士交往，学者、作家、艺术家、企业家、贤哲、逸士……作家王宏甲用“学博而后可约，事历而后知要”来评价孙群豪和他的作品，肯定他勤于学习、善于学习，能专能博，悟道深入。譬如，他追慕慈溪老乡、著名美术教育家、工艺美术家陈之佛，潜心研究有年，搜集文献资料，编撰《陈之佛传》在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近年又完成《陈之佛年谱》。他对陈之佛在作品中使用的印章，心追手摹，细细品味它们的好处。再如，他在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了《印说伏龙》，其道心缘于对弘一法师的敬仰，弘一与慈溪伏龙禅寺有缘，曾在1931年至1932年间三次驻锡伏龙禅寺。弘一法师曾发起成立“西泠印社”之后又一印学研究团体“乐石社”，定期雅集，编印篆刻作品集，开一代新风。弘一法师曾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39岁在虎跑定慧寺出家之前，将其创作的印作和藏印赠予西泠印社，印社为之筑“印冢”，专门立碑以记其事。群豪有心将这些史料整理出来，既是正心修己，也是为地方文史工作服务，并弘扬了篆刻艺术。

    基于对孙群豪的观察和了解，我用“文心游艺”四个字来赞誉他的治印之路。善印者弥众，治印之路亦各有不同，而孙群豪用功于读书、交游甚多，必技进于道矣。我想，群豪闻道在先，定会远离时风，保留一份古雅、一份斯文。

    ▲孙群豪篆刻作品

    ◀孙群豪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