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漠            

    七月的某一天，我忽然怀念起大伯来。

    大伯是父亲的大哥，比父亲大二十来岁。

    三年前，大伯走了，94岁高龄，走得很安详。一个早春的午后，大伯坐在屋门口的椅子上晒太阳，坐着坐着身子就往下溜，待子女把他扶起来放到床上，半个时辰就没了气，舍弃他相依相伴的九旬老伴，享尽天年。

    记得出殡那天，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除了五世同堂的子孙、亲戚，还有很多当地村民，大家放下手中活计，不约而同地从家里或田头赶来，送大伯最后一程。他们边走边述说大伯生前的好，夸赞他善良无私的品行，称道他好人好福报。

    那天，在林林总总的花圈中，有一只落款“村党支部敬挽”——大伯还是共产党员呢！这不，村里的党支部书记都来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感觉有一股热乎乎的气血往上冲，原来血液中流淌的红色基因竟与父辈一脉相承。此时此刻，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脑海立马浮现出熟悉而又陌生的场景：半个世纪前，一个积极要求上进的农村青年，紧握拳头，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今天，他做到了。一个种田养猪的农民，凭着对党的朴素情感，在平凡的岗位上，一心为公、无私奉献，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在平凡的一生中，他正直仁义、忠厚善良，赢得了众人的口碑。在众多挽联中，其中有一副是这样写的：“一生行好事，千古留芳名；高风传乡里，亮节昭后人。”这是村里人对他一生的评价。

    大伯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入的党，小时候去他家玩时还见过他家墙上贴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奖状。打小我们只知道大伯面目和善，从不跟人红脸；埋头苦干，从没一句怨言。在村里，很多人亲切地叫他“大哥”。在家里，他是不折不扣的好丈夫，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弥留之际，老伴拉着他的手急切地说：“老头子啊，下辈子阿拉还做夫妻啊……”场面感人。

    我因为读书、工作，早早离开了家，所以对大伯的事知道的不多，间或回乡下老家，去看望父母同时去看望一下大伯两老，那时他们已到了耄耋之年。我努力搜索着儿时的记忆，想找出大伯思想或行为的闪光点，也只剩下零星碎片。

    记得大伯当过很多年生产队猪舍的饲养员，老伴也在那里帮衬。当时上百头存栏猪是农业队的一大副业。为养这些活口，队里专门在河道上养殖水葫芦、辟出农田种草子作猪饲料。因猪舍离村小学校不远，所以我经常能看到大伯在河岸上弯着腰捞水葫芦，或挑了箩筐割草子的身影。印象中大伯的背总是弯着的，在沿江边一排低矮的猪舍里，他担水、劈柴、扫猪舍、拌饲料、喂猪……一个人忙得不亦乐乎，很少有直起身子来休息一下的空闲。长年累月，他的背越来越弯。平时夫妻俩形影相随早出晚归，如果有段时间看不到大伯，那一定是母猪下了崽，或者猪生了病。大伯索性睡在猪舍伺候着，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半夜五更起来照料、接生，有时候整夜整夜不睡觉守着，生怕出一点差错。有时候母猪下崽多了实在忙不过来，他就把老伴也拉来，一起住在猪舍，多个帮手。其实大伯家里孩子很多，但他顾不了了，在他心里，大队的猪似乎比自己的孩子更重要。

    那会儿，大伯家里也养了一头猪，但他从不借公济私，夫妻俩从猪舍到家里要穿过整个村庄，他俩总是空着手早出晚归，村里人没有一个信不过他的。家里的猪咋办呢？归他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兄养。堂兄从小就有经营意识，他除了自己动手，还把父母给他的零用钱拿出来，让邻里一帮“小喽啰”去割野草，五分、一角作报酬，“小喽啰”脚头可勤快了。所以，长大后的堂兄也就成了雇工干活的老板。这是后话。

    有一年路上碰到大伯，那时他已经八十多岁，和老伴踏着一辆三轮车从镇上回家。他俩刚从银行里取回每月一百多元的农民养老金，开心极了，老伴一边数着钱，一边说：“人民政府好，你看阿拉农民也像城里工人一样，年纪大了也有‘劳保’可领，托共产党的福呢！盼念长命百岁，多享几年福。”末了，大伯自言自语说了一句：“领了养老金，我得先把党费去缴了。”

    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大伯，一位真实可亲的老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