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与戴明说》（故宫博物院藏） （薛龙春 供图）

（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顾玮 吴央央 整理      

    立言 在书法史上留下痕迹

    王铎（1592年—1652年），字觉斯，明末清初重要的书画家，其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有“南董北王”之称。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因为他为明清两个朝廷服务过。他的作品传世量较大，书画有1000多件，刻帖在10部以上，还有诗文集等。王铎留下了墨迹、刻帖、书籍三种不同形式的文献，使得后人有机会在三者之间做出多样的对比。

    王铎留下的墨迹除了大的立轴、手卷外，还有许多手稿，是他写诗稿、文稿、信札时起草用的，从中可以发现有趣的现象。譬如有一封他写给“念冲史老亲翁”的信，正式稿在底稿基础上，又增加了一段文字，这说明古人写信是打草稿的。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王铎喜欢用一些古怪的字，一些他认为更加古老的字体。

    把历代书法名作摹刻在木板或石板上，然后拓成墨本并装裱成卷或册，谓之刻帖。刻帖是古人在没有影印技术的情况下，大批复制名人法书墨迹的一种手段。王铎是当时重要的书法家，留下非常多的刻帖。二儿子王无咎为其父撰集了一部非常重要的刻帖叫《拟山园帖》。在跋文中，王无咎说，父亲其实之前已有很多刻帖，包括《琅华馆帖》《银湾帖》《诗酒论》《二十》等，但他觉得还是太少，所以给父亲再刻十卷的《拟山园帖》。

    王铎最早的一部刻帖是《龟龙馆帖》，收录了书法作品13种，成于1641年。《银湾帖》原是题壁书，王铎去世以后，墙壁开始脱落，梁羽明把它摹下来，变成了一个刻帖。《拟山园帖》名气最大，王无咎刻帖前后花了8年时间，目的是为了纪念父亲，从刻帖的最后一个“传之子孙”印章，不难体会这层深意。

    王铎是个贰臣，这是他政治生涯上的污点。古人讲求立德立功立言，他前面两个没能做到，唯一能做的就是立言，所以他要尽可能在书法史上留下一点痕迹。

    传世 塑造在文化史上的权威形象

    年轻时，王铎就不断为自己刻诗集、刻文集，乐此不疲。他在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说：“忆吾家乌衣、青毡，或以政事传，或以书法传。倘吾兄弟他日得以诗文、书法传，是亦不愧前人，勉乎哉勉乎哉！”所谓不愧前人，表明了他们家族要像东晋王羲之、王献之家族一样以书法名传后世。从这段话也可以看出，王铎自己也知道在政事上是没办法出头了，只能靠书法和诗文传下去。

    王铎去世后，其家族成员包括一些姻亲，也不断地花大力气来给他刻帖、刻集，全力塑造王铎在文化史上的权威形象，以此冲淡政治失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对于他们家族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王铎写过多少诗文？王氏族谱里说其所著《拟山园初集》有300卷。他的朋友给他写的墓表上说，已刻100卷，未刻20卷。今天最常见的王铎诗文集是《拟山园选集》，一共刊刻了四次。第一次在金昌，也就是今天的苏州。第二次在白下，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第三次是他的弟弟在昆山做县令的时候。到了1653年，也就是他去世的第二年，王铎的两个弟弟在苏州再次拿已经刻成的书进行校对，增加新的篇章又成一版。这一版就是今天能看到的《拟山园选集》75卷版，而据他的弟弟说，选集所存诗文不过十之四五。

    王铎的诗写得实在太多了，流传至今的还有1.5万首。有人笑话他说：“根本没有时间读这么多诗，如果能读这么多，我不如去读《全唐诗》，读你干吗？”之后，就有朋友帮他删减诗文集，精选几百首，重新刻集子。

    王铎的诗文集流传最广的是75卷的《拟山园选集》，另有82卷的，收藏在中国科学院。我还了解到《拟山园初集》有一个明崇祯时的刊本，为71卷。天津图书馆收藏有王铎诗集，是《王觉斯初集》的黄居中抄本。黄居中是明代重要藏书家，他居然这么崇拜王铎，把他的诗集作为抄本。上海图书馆还有两个藏本，因为上面有点评，我想应该是明代的。

    辨伪 墨迹、刻帖、文集三者对比

    如果将王铎的墨迹、刻帖跟文集做比较，会发现有不少稀奇古怪的改动。譬如他的手稿中有一封信叫《答雪堂》，是写给熊雪堂的。信中提到，说正在看对方的诗集，“诵大集若涉溟海”。而在熊雪堂的诗集里也记载了他们交往的一些信息，这封信写于1638年是毫无疑问的。然后离奇的事情发生了，在王铎的诗文集里收录了这封信，标题却变成了《答太青》。太青指的是文翔凤，是当时中州地区重要的儒家学者，名气很大，可是这个人在1625年前后死了，跟王铎没有任何交集。更奇怪的是，王铎诗集里居然还有文翔凤给他的点评。显然，这些是虚构的。

    另外，还把写给戴明说的信变成写给其他人的信。戴明说和王铎是邻居，交往之初，戴明说喜欢买一些刻帖，买来后请王铎掌眼，王铎经常拿它们作为范本临摹。在两人的通信中可以看到，王铎在落款处写“岩荦老先生阁下”，岩荦是戴明说的号。戴明说也常常给王铎回信，而且会在回信中加盖两个章，一个是“戴明说”，一个是“道默”，后者是他的字。两人有六七十封信流传下来，两个邻居间的书信，在今天成了我们研究的绝好素材。

    其中有一封写给戴明说的信，在诗文集中摇身一变，变成了跟董其昌讨论法帖的好坏。董其昌是当时书画领域最大的权威，攀上他，无疑可以自抬身价。在《拟山园选集》里，出现了八封王铎写给董其昌的信。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发生在书法家倪元璐身上的事更加离奇。在《拟山园选集》里，有倪元璐给王铎写的一篇《五言代序》。序中大意是，倪元璐跟王铎是莫逆之交，然后夸了王铎一大堆，其中有几句“飘然驹过隙，援镜头已白……悠悠千万载，从斯立其俶”。过去我一直相信这是倪元璐的诗。前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上海图书馆借到倪元璐的一本书，里面恰恰有王铎给他写的序言。两篇序言做一个对比，会发现同样用了很多古怪的字。再读一读《拟山园选集》中《病中倪鸿宝过访，鸿宝刻词头，命作序，柬此代序》诗：“原想百岁中，飘然驹过隙，未及书功勋，援镜头已白。”两首诗十分相像。由此不难推断，本来是王铎给倪元璐的诗集写了个序，后来一个反向，变成了倪元璐给王铎写了序。事实上倪元璐没有任何可能给他写这篇序，因为1633年以后，他俩就交恶了。

    再一步步细查，可以发现《拟山园选集》中其他一些序言也有问题。总结起来，一是把名气小的作序者换成名气大的，二是把早年那些关系不怎么样的作序者删掉，增加了别的名字，新增的很多是东林党人。之所以这么做，大概是为了告诉别人，“我的朋友圈”多是这种正面人物。

    这些事情想来不是王铎自己干的，因为那时他已经去世了。应该是他的两个弟弟用这种方式来帮助他获得更高的文化声望，从而塑造和确立王铎在历史上的文化身份。通过墨迹、刻帖、文集三者对比，我完成了对王铎的辨伪。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国学堂，有删节）

    主讲人名片

    薛龙春 2004年获南京艺术学院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至2010年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2008年至2009年、2013年至2014年两次任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访问学者，2015年任台北故宫博物院访问学者，现为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艺术与考古中心教授。主要研究16世纪至17世纪中国书法篆刻史、尺牍文献，著有《张怀瓘书学著作考论》《郑簠研究》《王宠年谱》《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元明书法谈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