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清楚地表明，每当市场经济取向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主导思想、放手更多地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时，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比较好，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创新和创业就会蓬勃发展，也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无论是改革开放早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崛起，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财税、金融和外贸领域的整体改革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上的明显成效，以及加入WTO后中国经济通过加速融入全球经济而获得的巨大市场和制度红利，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与之相反，每当中国经济政策受到统制经济思维的干扰时，根植于市场基础之上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往往出现收缩，国有企业改革则陷入停顿，宏观经济风险和微观经济效益都出现恶化迹象。最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家采取强刺激政策所带来的意外经济后果。

    由此可见，要解决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其出路在于坚持和深化以市场化和法治化为导向的全面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而不能诉诸更多的国家干预。十八大以来的经济指导思想和重大政策举措为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但各种阻力和障碍依然不可忽视，能否坚定不移地执行已有改革规划，是中国能否顺利地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要靠改革

    改革开放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大的提高，社会和谐的这种气氛就能够保持甚至改进。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的时候，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那么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出现倒退。

    现在我们经济因为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我们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所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跷跷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你要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就上来了，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就增大。那么有没有出路呢？有人说这怎么弄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它的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要靠改革。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应坚持推进哪些改革

    政府要坚决摈弃作为裁判员入场踢球和与民争利的错位行为外，还应当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国家应当采取一切手段防止一些人利用行政权力在改革过程中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避免出现财产初始占有的两极分化。

    应当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及时总结，开拓出各种适应于社会化生产的公有制实现形式。除极少数属于特殊行业的企业可以作为特别法人由国家垄断经营外，绝大多数企业应当改造为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它们作为企业，不应享有任何垄断权力和得到政府的特殊政策优惠。

    要认真落实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发展的方针，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规定，落实中共十七大“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的要求。

    政府还必须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尽快把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厉行法治，建设民主政治，要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无上权威，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要划定政府的权限范围，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和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要在公众的广泛参与下，建立符合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体系。法律要具有透明性，为公众所周知，使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确定的预期。要保证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为了建设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政府要做的事情首先是规范自身的行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而不能对企业和居民的微观事务横加干涉。政府必须实现自己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坚决不管那些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努力管好那些应该管而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