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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0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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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小校场年画:

中国传统年画的最后一抹辉煌

文仪斋出品的《西国车利尼大马戏空中悬绳大战》年画
(张伟 供图)
(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顾玮 吴央央          

    海派年画 与众不同

    讲起年画,一般人会想到北方的杨柳青,其实南方也有年画,苏州桃花坞就很出名。现在出名的年画,包括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河南坞墙、河北朱仙镇、四川绵竹等,都是以地方来命名的。

    以前,很多人认为上海不产年画,因为上海是城市,而年画属于乡村。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张伟通过文献研究,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从21世纪开始,特别是2012年一整套《全国木版年画集成》的出版,使上海小校场成了全国22个年画主产地之一。”

    集成里的《上海小校场年画卷》,被业内公认为是这次全国木版年画普查最大的收获。上海小校场年画表现了城市生活,表现了当时的租界生活,表现了大量的新闻时事,也表现了当时的时尚人物,通过这些年画,能够了解社会风情,这是它与其他地方年画不一样的特点。上海小校场年画的另一个特点是存世量极少,比宋元版本的古籍还少,仅存1000幅左右,其中国内有四五百幅。

    据张伟介绍,上海的年画源自苏州桃花坞年画。1860年,太平天国的主要阵地南京和苏州相继失守,苏州城更是被一把火烧得精光。一些苏州人逃到了上海,其中包括掌握桃花坞年画技艺的匠人,虽然木版画在战火中被毁,但手艺不绝。上海豫园一带,当时叫小校场,从苏州逃过去的难民,就集中在那里生活。过了十来年,这些艺人重操旧业,开始生产年画。由于主要店铺集中在小校场一带,所以年画亦以此命名。

    刚开始,他们的年画还是维持了原来桃花坞的风格,但是生意不好。分析原因发现,上海是一个大城市,中外交汇,容纳了很多摩登时尚的元素,原先“多子多福”之类的传统年画显然不太受城市老百姓的欢迎。于是,年画艺人很快进行了革新,新版的小校场年画重在表现新事、新物、新景,尤其加入了新闻时事的内容,如甲午海战、中法战争、发明火车、发明电报等。这些作品体现了人们对当时物质文化生活急剧变化的敏感,展现了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小校场年画也因此成为人们了解西风东渐的一个窗口。张伟说:“上海小校场年画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崛起,自然有许多和其他各地传统年画不同的地方,如在题材内容上,热衷于表现新鲜事物和新闻事件。而在绘画风格等方面,则往往顺应社会情境的变迁和书画买家的好恶,更倾向于世俗的一面。城市化和商业性是它的最大特色。”

    店家林立 各有千秋

    小校场地区位于上海新北门之内,是开埠以后连接租界洋场的重要通道,也是当时商品交流的繁荣之地。年画商人选择于此集中开店,可以说既享有地利之便,又获得了商业上的集聚效应,实在是一举两得的聪明之举。

    张伟介绍,飞影阁是小校场地区最主要的一家年画作坊,重要成员来自苏州,如吴友如、周慕桥等。小校场年画中最精彩的作品,很多出自这个群体。飞影阁的创办人是大名鼎鼎的吴友如,他先创办了《点石斋画报》,后又创办了《飞影阁画报》。

    还有吴文艺、赵一大和筠香斋,也是比较出名的年画店,艺人们赋予了传统年画更多时代特征。如筠香斋的《海上第一名园》所绘是“张园”,这个公园位于南京路上。画面的近景是马路,路上华洋杂处,人来车往,从侧面说明这是当时上海一个具有殖民色彩的区域。稍远处的张园内,游行、演讲、聚会、照相、看电影,热闹纷呈,说明这里是老百姓公共活动的场所。“以前中国的园林都是私家园林,公共开放的园林很明显是由西方引入的。”张伟说,“张园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男人剪小辫子、女人放脚、妇女上学堂、秋瑾的追悼会,还有讨论辛亥革命筹款的重要会议以及孙中山、黄兴到上海的演讲等,都曾在这里进行。”

    沈文雅和孙文雅也是两家年画名店,出品的《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图》表现的是百年前中外各界人士上街巡游情景,而《蚕花茂盛》则将湖州特有的采桑、织绸生产场景搬上年画。湖州是中国丝绸的主要产地,这说明小校场年画虽以上海地区为主,同时也辐射到苏浙等周边地区。

    还有一家叫文仪斋的年画店,创办于1876年,是当时资格最老的。它出品的《西国车利尼大马戏空中悬绳大战》年画,描绘的是意大利一个著名马戏团在上海的演出,马术、空中飞人等画面动感很强,是小校场年画中的精品之作。

    铭香斋出品的《曾国藩庆贺太平宴》,反映的是当时清政府庆祝打败了太平天国,打下南京的清军首领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九弟。这是一个典型的新闻事件,小校场年画非常热衷于表现此类题材。

    王礼记是桃花坞年画在上海开设的分店之一,其出品的《长门报捷》描绘的也是一个新闻事件:日本人侵占台湾岛,刘永福率当地清军反击。

    还有一些年画作品表现的是当时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场景,今天的人们反倒觉得新鲜,比如看西洋镜、摇拨浪鼓等,一共有几十幅。

    “上海小校场不仅为一般居民购买年画提供了方便,而且,随着大量客商的频繁出入,这里逐渐成为江南地区著名的年画批发市场。”张伟说。1900年前后,上海周边地区的年画商除了来沪批发外,还经常翻版摹刻小校场的作品,上海也因此在清晚期成为继桃花坞之后江南一带最大的年画生产基地和贸易市场。

    诞生最晚 消亡最快

    上海小校场年画的黄金时期只有短短30年,即1880年至1910年,在这之后,就很少能看到原创的木版年画了,让它退出市场的是月份牌的兴起和石印技术的广泛使用。

    所谓月份牌,就是添加了商业信息的石印年画(在20世纪20年代后,逐步转化为胶印)。由于其出产迅速,产能巨大,加上色彩鲜艳,成本低廉,很快就使传统的木版年画相形见绌。1900年之后,月份牌渐渐占领了日益衰落的木版年画市场,不仅遍及全国各大城乡,还远销海外华侨聚居的国家。到民国初期,月份牌已基本取代传统年画而一花独放了。

    上海是近代崛起的城市,其发展变化的速度和力度要远远超过其他一般城市,各类新鲜事物如走马灯般在这个城市轮番引领风尚。一种新鲜事物在上海的流行,也就二三十年的光景。城市化进程的速度愈快,这种现象就愈甚。就小校场年画而言,目前能够看到的作品,绝大多数是1890年至1910年期间印制发行的,这从年画的绘制年款和作品反映的内容可以大致推定。这是小校场年画的迅速发展期,也是中国传统木版年画最后的繁荣期。

    20世纪第一个10年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和月份牌技术的进一步成熟,传统木版年画的生存空间愈来愈窄,并且迅速走向衰落。张伟说:“我们可以从现存作品得到印证——在小校场年画中,很少有反映民国时期社会生活的作品。这说明,那时的年画店庄已没有很大热情去从事传统年画的生产了,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潮流和咄咄逼人的印刷新技术,传统年画只能扯起白旗投降。”

    在乡村等变化慢的地方,一种生产关系可以维持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譬如一些乡村至今还有小幅的木版年画生产,成为非遗产品。然而,上海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城市,传统的木版年画在上海诞生最晚、消亡最快。上海小校场年画成了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的最后一抹辉煌。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国学堂)

    主讲人名片

    张伟,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兼职教授,木版年画研究学科带头人。从事近代文献整理与研究逾30年,相继主持“上海年华”“民国电影”“国际名流与近代上海”等多个学术项目,耕耘于图像文献和城市文化史等领域。著作有《满纸烟岚》《遥望土山湾》《西风东渐》《风起青萍》《晚清都市的风情画卷》《纸边闲草》《近代影剧说明书探幽》等,并主编《中国与世博》《中国近现代话剧图志》《上海图书馆藏历史原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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