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港洲         

    闽西，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在一个枫叶染红崇山峻岭的秋天，我来到闽西，来到父辈生长的地方。那天金风习习，天蓝得像一块绸布飘扬在青山碧水之间。我们从南靖云水谣驱车而行，一路茂林修竹，重峦叠嶂，放眼望去，皆为胜景。不时还能依稀看到山路下的土楼，如同古老铜鼓，在金色的夕阳下，奏响客家人热情的迎宾曲。

    夜幕渐合，我们到达父亲出生地——永定湖坑镇奥杳楼下村，这是我近60年来第一次回到祖籍地。记得有一年欲回故乡，结果山道险峻加上下雨，车轮陷入泥地无法前行，只得半道而返。这次实现了心愿，特别高兴。这里古树参天，秋花遍野，一幢幢农舍红砖绿瓦，都是改革开放后盖的新楼房。我疑惑地问：“我们家的土楼呢？”二哥海洲告诉我，我们家的土楼早在1928年就因战争炸毁了。我深感惋惜。据史料记载，当年我们家的土楼还是永定暴动的革命据点。二哥说，土楼的废墟还在，现在天色已暗，明天带你去看。

    当晚，左邻右舍的亲戚听说我来寻根，端来了一道道具有客家风味的酒菜招待我们，特别是那盘野猪肉炖冬笋，味道鲜美，令人叫绝。已经95岁高龄的原村党支部书记，当年与我父亲一起闹革命的李树根大伯（原名李杵美）拿来了他家酿的客家米酒，一定要我喝几杯！老人虽然已是鲐背之年，但红光满面，精神矍铄，颏前的白胡须随着他的话语，轻轻抖动着，他用那只筋脉如树根般的手端上酒杯，要我大口喝下。我说娃不胜酒量，他不高兴了：这可不像你父亲了。当年他喝酒多爽啊，一手拿着大刀，站在椅子上，一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我说，大伯，我真的不会喝酒，你还是跟我讲讲我父亲和你参加革命的故事吧。

    老人豪爽，又端起一杯酒，捋了捋胡须，笑着说，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事了。当时中共龙岩县委罗怀盛、郭谪人、邓子恢等人发起后田暴动，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第一枪。紧接着，张鼎丞等人组织指挥当地农民发动“永定暴动”。张鼎丞原名张福仁，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参加中共大埔县委组织的农民暴动。其后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永定县开展农民运动。“我和你父亲李坪美就是在那时候参加了由张鼎丞发动的‘永定暴动’。你父亲1912年10月17日出生，我和他同庚，比他大8个月。那年张鼎丞在金谷寺成立工农红军营时，我俩瞒着家人悄悄跑去，当时我俩只有16岁。我们一边习武练拳，准备杀敌（难怪小时候父亲每天都要教我们几招南拳，想必是他当年在红军营时学的功夫），一边参与反抗捐税运动，为广大贫苦农民破仓分粮、焚烧田契、债券、没收地主粮食和钱财。”李大伯说，随着革命队伍的扩大，农会又组建了农民武装“铁血团”，后改为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引发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和记恨，漳州军阀张贞急派一个支队进驻永定，成立了所谓的“清匪委员会”，一时间永定上空乌云密布。张贞部队一到永定，就对革命据点和农会进行疯狂扫荡。李大伯讲到这里，情绪激动起来：“我们也不是吃干饭的，在斗角革命基点自然村打了一次胜仗。当时在刘永生、魏金水的率领下，与张贞的部队展开了一场激战，国民党团长李长流当场被我们击毙，还缴获了9支步枪。”

    据龙岩市委主办的《龙岩革命史料》记载：远在漳州的国民党军阀张贞听说他的部队被我军击败，非常恼怒，亲自到湖坑片进行大规模围剿和炮轰，我家的土楼就是那次被火炮摧毁的。父亲在世时给我讲过此事。父亲说，当时战斗打得非常惨烈，国民党军队把整个土楼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无法突围。为了保存实力，上级决定利用晚上时机出击。天黑伸手不见五指，每人发一条白色毛巾，绑在左臂上，突围时若遇上人，就用手摸摸对方左臂是否绑着毛巾，如果没有，就用刺刀杀了对方。

    我问李大伯，有这回事吗？大伯说，是这回事，“当时我和你父亲就是这样逃出土楼的。”

    晚宴快结束时，我问：“李伯，我为什么姓黄？”他叹了口气说：“我们逃出去后，国民党仍然穷追不舍，你父亲便以木匠的身份来到漳州藏匿。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杀，他改姓黄，你自然也就姓黄了呗！”

    为了追念那场战争，追念我家的土楼，第二天清晨，我与二哥海洲、堂弟李林发、李健明等人来到了土楼的废墟。原来我家土楼坐落在斗角山脚下，只见残垣断壁掩映在茅草和杂树丛中，路口有几株挺拔的木槿，枝繁叶茂，清风拂过，沙沙作响，仿佛在说，当年血与火、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我们就是见证者。

    告别这座沾染着战火硝烟和父辈鲜血的土楼废墟，我们又去不远处祭扫了我爷爷的墓地，随后驱车前往古田会议纪念馆。一路上，一座座美丽的新农村在车窗外掠过，父辈们当年的革命豪情，已被如今的闽西人化着振兴乡村、建设家园的无尽动力，在新时代的阳光下闪烁出金色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