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云           

    作家汪曾祺说：“一个人不能从早写到晚，那样就成了一架写作机器，总得岔乎岔乎，找点事情消遣消遣，通常说，得有点业余爱好。”这话我赞成。近年来，我的业余爱好主要有集邮、集卡和集币。

    1979年秋，我考入鄞县中学读高中。一次，偶然发现班上坐最后一排的高个子同学有一本神奇的硬面抄，里面贴满了花花绿绿的邮票。听了同学眉飞色舞的介绍之后，才知道有一种爱好叫“集邮”。由此我也开始收集信销票，并渐渐爱上了集邮。

    我国邮政部门发行的邮票种类有不少，当时我收集的主要是J字头纪念邮票和T字头特种邮票。那些年，人们收入不多，邮资也不高，写信是人们信息交流的主要方式，邮局经常公开出售JT字头邮票，为集邮爱好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纪念邮票是为纪念国内外重大事件或著名人物而发行的。而特种邮票是为宣传或展现某一特定题材而印制发行的，题材涵盖古今中外的历史地理、科学发明、建设成就、文化艺术、名山大川、名胜古迹、珍禽异兽、奇花异草等，几乎无所不包。通过集邮，我学到了很多课外知识，并灵活运用到考试和竞赛中去，尝到不少甜头。

    1990年，我联系到武汉一家治疗外伤性截瘫的大医院，准备秋季去那边做手术。因一时筹不到大笔费用，又不好意思开口向朋友借钱，琢磨了好些日子，极不情愿地把注意力投向我的唯一财产：几本20世纪80年代的集邮册。当时正值邮市“歇夏”期，集邮市场交易冷淡，邮价低迷，十几枚《红楼梦》《西厢记》《仕女图》等高档小型张仅卖得千余元。但也就是这些钱，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一次，看到《集邮》杂志上的交友启事，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波兰集邮》写了封自我介绍信。意想不到的是，几个月后我陆续收到不少波兰邮友要求交换中国邮品的信。异国邮友寄来的大多是以二战英雄人物或音乐家为题材的邮品，他们希望跟我交换中国发行的动植物、瓷器和体育等方面的邮品。在与波兰邮友交往中，我学会了国际通信书写格式，学会了简单的英语会话和交往辞令。之后，我又陆续与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保加利亚等外国邮友交换邮品，临时充当了一名不太称职的文化使者。我把这一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1998年第2期《集邮》杂志上。

    集邮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为我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另一扇门。

    1994年，我和一位武汉姑娘谈起了恋爱。每个周末下班回家路上，必定先去江东曙光邮局给女友打电话。那一年，全国通用电话磁卡刚刚发行，没几个月，就积攒了《长城》《鲜花地图》两套电话磁卡。有过集邮经验的我，对新生事物比较敏感，感觉电话卡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收藏门类。于是，我的兴趣逐渐转移到集卡上。

    我国的电话卡发行经历了磁卡、密码卡、IC卡等多个阶段。相比邮品，电话卡有设计精美、图案精致，面幅较大、便于欣赏，发行量少、易于保存等优点。而且发行的题材优中选优，非常经典，比如关于国家大事的《国庆45周年纪念》《香港回归纪念》，名山大川系列的《黄山》《长江三峡雄姿》，名胜古迹系列的《黄帝陵》《炎帝陵》，传统文化系列的《茶文化》《瓷文化》等。

    有一回，我在火车南站附近的金龙饭店总台购得一枚编号为CNT—12的“京广本地网电话号码升8位”北京电话升位卡，这套卡共有两枚，另一枚是广州电话升位卡。我跑了几个邮局，电信窗口的营业员都说早已售罄。我又去市区各大酒店、宾馆碰运气，最后来到东港大酒店总台，正巧还有最后一枚广州电话升位卡。如同梦中的风景突然降临眼前，我兴奋不已，暗暗开心了好一阵子。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手机的普及，到邮局或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的人越来越少，电话卡也逐渐退出实用领域。那时，恰好有高中同学送我一些普通纪念币，我对那些亮灿灿、沉甸甸的纪念币一见钟情，我的业余爱好也从集卡过渡到了集币。

    纪念币既可以当收藏品，也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礼品，或是保值增值的投资品。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按照材质划分，有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之分。我国首套普通纪念币是1984年10月1日发行的，至今已发行了100多枚。普通纪念币售价较低，除了同学送我的几十枚，我在网上慢慢淘，查漏补缺，已快收集齐全。而贵金属纪念币售价较高，偶尔花费上千元购买一套心仪已久的《杭州西湖》彩银币，或是彩银生肖纪念币，经济能力还是能够承担的。

    40年来，从收集几元钱一套的邮票，到上百元一套的电话卡，再到逾千元的纪念币，这一过程不仅表明我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对业余爱好的投入逐步提高，更折射出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