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龙召　摄）

    崔海波           

    自古以来，农民靠天吃饭，所以，我的父亲非常重视天气变化。过去，门口的屋柱上装有一只有线广播，机箱是朱红色的，声音很响亮，整个墙门内十几户人家都能听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气象消息和走书是收听率最高的两个节目。电视普及以后，父亲除了听广播，晚上还看中央电视台的气象预报节目，并做记录，他写气象日记的习惯一直保留至今。

    每年年底，父亲会去新华书店买一本年历，大凡气温、风力、阴晴雨雪之类，悉数记录，一天不漏。至今累积了几十本，厚厚一大摞，最早的一本是1976年的。此外，他还在年历里，用三言两语甚至是短语单词记录一些家事、农事以及四亲八眷的红白喜事，比如“打灶”“拉麦秆”“割稻12袋”“养蚕”“谁谁谁欠我25斤米”等。虽然是只言片语，但一页页一年年翻过去，我从中读出了一段历史。

    有一次，我问父亲，1976年之前有没有类似的记录习惯？他说，有是有，但纯粹是气象消息，所以没有好好保存。1976年后，家里开始有了点收入，一笔笔都记在年历里，顺带着记一些琐事，也算是家庭档案。

    我曾经非常认真地将所有年历翻阅一遍，发现1976年到1982年，我家的收入来源除了父母在生产队挣工分外，主要靠养猪。无论是小猪买进还是大猪卖出，几斤几两、几元几角几分都写得一清二楚。比如1977年5月4日：大猪卖掉127斤，0.46元一斤，58.42元，肉票11.5斤，布票2尺，饲料糠50斤，烧酒酒糟折价6元。

    我看了很是纳闷，那时候物资短缺，很多商品凭票供应，大猪卖掉换点肉票、糠票之类的可以理解，但是布票跟养猪有什么关系呢？母亲说，当年就是这样，大家也没觉得不正常。布票好啊，以黑市价卖给那些准备结婚办嫁妆的人，不就变成现钞了？

    另一笔收入就是房租了，数额不大，但细水长流。我家祖上留下来的房子比较宽敞，两套连着的二层小楼，边上还有一间柴屋。后面有块宅基地，最早是种点蔬菜，后来造了一间平屋，用于堆放杂物。我家的房子除了自己居住外，至少还有一小间可以出租。1980年9月15日的气象日记里，父亲这样写道：今天开始租房给谁谁谁，房租费每月2元，电灯费2角，另算。父亲写日记用词非常简约，但是在这里，我发现他写的是“电灯费”而不是“电费”。稍加琢磨，恍然大悟，那时候，家里费电的除了电灯没其他的了。我们家第一件正儿八经的电器购置于1982年7月21日，父亲记录：买电扇，85元。

    1982年9月13日，村里发生了一件历史性的大事：社员大会，分地。紧接着的9月18日：小队会，分贝母。我们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1983年起，父亲的气象日记内容一下子丰富起来，大事小情密密麻麻，年历的页眉页脚都写满了，有的甚至还用其他纸张附上去。

    1983年6月11日，记录的是我们家有史以来第一笔上千元的收入：卖贝母631斤，1388元。

    1985年7月9日，14寸黑白电视机进门：买电视机，480元。

    1995年12月7日：去镇上申请办厂。

    ……

    前几天下雨，闲来无事，我又搬出父亲的气象日记一本本翻阅。年近八旬的父母亲互相补充着回忆起一件往事：1984年，贝母的价格是2元1斤，交足任务数，剩余部分价格是5元1斤，那一年我们家一共卖了2500元。“从没见过那么多钱。”时隔30多年，提起这笔巨款，母亲脸上的皱纹都洋溢着喜悦。

    后来，几千元不算巨款了，万元户也不稀罕了。2003年，贝母大丰收，收购价也特别高，我们家的1000多斤贝母卖了10多万元。

    有几本气象日记里还夹着收据、契约、发票等，其中有一张1990年8月31日开具的发票，项目是“农业税”，金额为57.50元。2005年起，浙江省全面停征农业税，这张发票也就成了收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