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朱子家训》 （朱杰人 供图）

    顾玮 吴央央 

    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

    朱子是后人对朱熹（1130年-1200年）的尊称。朱熹的出生地在今福建省武夷山地区，祖籍地是婺源。他去世后，皇帝先是给了“徽国公”的谥号，因为婺源当时属于安徽。后来又改谥号为“文”，世称“朱文公”。“文”和“武”是封建王朝对死去的大臣最高的荣誉，“文”代表着朱熹在文化、思想、学术领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朱杰人看来，朱熹除了拥有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等众所周知的头衔外，还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他以朱熹的一幅自画像《对镜写真》为例介绍道：“朱熹对着铜镜把自己的容貌画下来，之后还写了一首诗。实际上这首诗是他对自己的一个勉励。”画中，朱熹的右额上有7颗痣，呈北斗状排列，所以古代有“朱子是文曲星下凡”的说法。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经历代学者考证，的确有七颗痣，但文曲星之说是后人为了神化朱熹而附会的。

    “朱熹会画自己的像，书法也非常出名，另外，他还是杰出的音乐家。”朱杰人教授说，南宋的“音律”，就是由朱熹来确定标准的，而且他对古琴弹奏、古琴理论有非常高深的研究。在《朱子文集》中，收录了朱熹颇有影响的两篇文章《琴律说》和《声律辨》。

    令人惊奇的是，朱熹还是一位科学家。朱杰人教授解释道：“这不是我说的，而是英国科学史权威李·约瑟说的。他认为朱熹最重要的科学成就是发现了化石，比西方学者早了几百年。朱熹还提出了宇宙生成学说，也比现在西方通行的‘星云说’早了七八百年。朱熹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所以直至今天，在西方研究“朱子学”仍然是一门显学。

    为官四件事，治学是根本

    关于朱熹的生平，《宋史·本传》记载：“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他19岁就中进士了，之后的50年间，做了9年地方官，而在京城为官只有短短的40天。

    朱杰人教授概括说，朱熹在全国各地为官期间，主要办了四件事：

    一是建社仓。在古代社会，一旦发生自然灾害，老百姓就会没饭吃，社会就会动荡。针对这种情况，朱熹提议朝廷要建立社仓。就是在丰收的年份，以较低的价格把粮食收进来，储藏在仓库里。到了荒年，用更低的价格或者无偿提供给受灾的农民，让他们渡过难关。

    二是正经界。朱熹每到一地，会把土地的界限划分清楚，打击了那些土豪劣绅侵吞农民土地的企图。

    三是赈灾。他经常被皇帝派到各地去赈济灾民，朱熹是一个正直的人，在百姓中很有口碑，往往他一到当地，社会秩序就能稳定下来。

    四是建学校。福建的寒泉精舍、云谷草堂、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等，以及“中国四大书院”中的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都离不开他的贡献。

    朱熹在京城的主要工作是给皇帝讲课，讲的内容是“正君心、求放心”。什么叫“正君心”？朱熹认为，治理国家关键在于皇帝。皇帝的心要正，皇帝的心如果不正，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只知道贪腐享受，那么一定治理不好国家；什么是“求放心”？心走失后，要把它收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朱熹只讲了40天的课，皇帝的耳朵受不了，将其“赶”出京城。

    纵观朱熹的一生，做官并不是主要的，其主要成就在于著述和讲学。那么，朱熹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皇帝给武夷精舍颁了一个匾，上有“学达性天”四字——他的学术既揭示了人性的根本，又揭示了宇宙的根本。这是康熙皇帝对朱熹的评价。

    为什么说“学达性天”是朱熹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极大贡献呢？朱杰人教授阐释说，中国的儒学是孔子创立的，但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儒学，已经不是孔子的原始儒学了，实际上是经过朱熹改造的新儒学。孔子生活在战争频仍的战国时代，他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社会安定，他的哲学思想要解决的是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还来不及思考另外更重要的问题，即人性的本源是什么？人死了以后怎么办？

    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这些问题需要回答。当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填补了原始儒学留下的空白。唐、宋时，佛教文化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潮，儒学传统受到外来文化的严峻挑战，有中断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朱熹吸收了部分佛教文化的内容，构筑了新儒学的学术体系，由此中国本土的文化又延续了800多年，一直流传至今。

    复旦大学教授蔡尚思写过一首诗：“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他认为孔子和朱子是中国文化的两座高峰。

    家训体现了朱子的理学思想

    《朱文公家训》又称《朱子家训》，原刊于朱氏家谱，为朱熹训诫家族子弟的私家文件，不外传。几十年前，朱熹后裔在国际上成立了世界朱氏联合会，发现《朱子家训》是一个宝贝，不能朱家人独享，所以将其公之于众。

    “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在短短317个字的《朱子家训》中，朱熹给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这是一条清晰且可以执行的底线，如果越过了这条线，就不配被称为“人”了。

    家训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文化现象，第一部体例完备、以家训命名的家庭教育专著，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国家训著作最繁盛的时期，根据研究者考证，有家训著作80多种。宋代是家训著作的又一个繁盛期，很多著名学者、政治家热衷写家训，范仲淹《义庄规矩》、包拯《家训》、司马光《家范》、苏颂《魏公谭训》、叶梦得《石林家训》等是典型代表。到了元、明、清三代，家训著作继续保持发展局面，并出现了一部影响广泛的《朱柏庐治家格言》，后人也习称《朱子家训》。它文字优美，音韵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朱柏庐治家格言》和朱熹的《朱子家训》是什么关系呢？朱杰人教授认为，《朱柏庐治家格言》是《朱子家训》的阐发和延伸，它把《朱子家训》蕴含的哲理形象化了。

    “体现在《朱子家训》中的儒家价值观，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朱杰人教授对此一一加以阐述。

    首先，注重人的自律。朱熹在《朱子家训》中提出，人要自律，这不是宗教的戒律，而是必须遵循的基本约束。《朱子家训》用非常简练的语言告诉人们，当处于某一个坐标、担任某一个社会角色时，应该具有哪些基本的品德，应该承担哪些责任。

    其次，强调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人格的完善，在《朱子家训》中是通过“禁”“慎”和“实行”“作为”来实现的。一个人如果知道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应该努力去做，就会逐步摆脱粗鄙，走向文明和高雅。

    第三，提倡对他人应给予尊重和宽容。尊重和宽容，是《朱子家训》中非常突出的一个内容，包括如何对待“有德者”，如何对待“不肖者”，如何对待“仇者、怨者、恶者和横逆”。尊重和宽容是道德理性的反映，体现了“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式道德情怀。

    第四，提倡个人与社群、个人与社会要和谐相处。《朱子家训》规范了个人所应该遵循的“和”之道，平实而深刻。

    “《朱子家训》很好地体现了朱子的理学思想，语言通俗却‘理’性十足。”作为朱氏后人，朱杰人教授自豪地说：“《朱子家训》不仅有益于一个家族，也有益于一个国家，在全球化大潮中，也有益于整个人类。”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国学堂）

    主讲人名片

    朱杰人，1945年5月出生，江苏省镇江市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典文献学、经学，近年来主要从事朱子及朱子学的研究与组织工作。著述有《朱子全书》(主编)《朱子格言精义》《诗经要籍解题》《文化学视野中的诗经情诗》《北宋诗人梅尧臣和苏舜钦的比较研究》《朱子诗论》《朱子气节论》《朱子一百句》等数十种。领衔主编的《朱子全书》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