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 毅 音乐声响起的时候我想起了阿奶——我的奶妈。自小叫惯了,直到十七八岁时,忽然感到这叫法有点不妥:这是旧时南方家庭对雇佣奶妈的称呼。母亲说,还是叫阿姨吧!我就改口了。母亲是清末举人府上的大家闺秀,阿奶是农家女,这叫法自然就有其出处并延续下来,不光俗旧,我觉着还有点尊卑之嫌。但儿时已成的习惯,每当遇到或想起她,脑袋里最先冒上来的仍是“阿奶”,只是话到嘴边,脑神经另一条指令明确而迅捷地抵达,主导了发音,于是颇有点不自然地叫了声“阿姨”。 每每想起“阿奶”,心底流淌的是温暖和亲切,如同想起了母亲。而改叫“阿姨”总觉变了味。就这么,心口不一地矛盾着,只是后来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今晚,是阿奶小女儿素珍儿子的婚礼。现在,同桌对面坐的就是大女儿杏素,与我吸着同一乳汁长大的女子。杏素大我几个月出生,阿奶断了她的奶来喂我。母亲生我时已经三十五岁,没有奶水,那年代奶粉是奢侈品而雇个奶妈并不贵。我家为了养我,她家为了生计,而阿奶的丈夫恰好是我妈所在中学的工友,阿奶就来了我家。从此,两家结下了缘分。杏素理应是我的贵人,我的整个哺乳期,都是她们母女的恩赐! 阿奶十八岁来到我家,我断奶后,又带了我两年,直到我进幼儿园。以前母亲经常说起,我小时候吃饭非常不安分。一段时间住在学校教工宿舍里,吃几口便往操场上跑。我在前面跑,阿奶在后面追,追上喂一口,又跑,她在后面又追。就这样喂着跑,跑着喂,直到一顿饭喂完。后来,阿奶留城进了纺织厂,家也搬到城里。几十年了,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没断过,母亲待她如亲人,她待我胜过儿子,我们视同家人。 在我写完这段回忆当晚发上“家人群”后,清晨见到姐的跟帖:“想起阿奶更想念妈妈,想起妈妈的品德,待佣人如姐妹事事照顾,以致后来她们全家都在宁波落户,当时户口就放在我们家。阿奶待我们姐弟俩也像亲生一样。我也吃过阿奶的奶水,是偷偷的。小时候,每次到阿奶家总把我俩的肚子撑得圆圆的!想起两位苦难的妈妈泪水就止不住!” 年少时阿奶留给我最深的印记,是她家似乎总有吃不完的乡下土产,吃不完的番薯、芋艿、麻糍、炒豌豆、花生、南瓜子……后来才知道,她是我们去时才拿出这么多东西,那个年代物资极匮乏,她的四个子女平时可没这待遇。 在我三岁的时候父亲被错打成“右派”,被教育部门开除公职,送到劳改大队,去了梅山岛盐场筑海坝。 在那个年月,“右派”帽子是一种奇耻大辱,愤而自尽者、夫妻离异者大有人在。即便是亲朋挚友偶然相遇,有的也唯恐避之不及。 阿奶出身贫农,又是产业工人,那个年代她家的成分“红”得响当当!凄风苦雨的岁月,亲戚、朋友、邻里被要求与我们这个“四类分子”家庭划清界线,而阿奶却一如既往,没见丝毫改变。照样,她与母亲无话不说,一来就唠嗑半天;逢年过节,我们的瓜子、花生、麻糍也未间断。“阶级”与她,政治与她,似乎毫不相干。这炎凉的世间,她给我们留住了一方平等和自尊的“飞地”,她让我们幼小的心灵,感受到周遭尚存的一丝温情。 记得小学停课“闹革命”,得悉家庭成分不好的子女,小学毕业不能继续上初中。那时父亲已“解教”回城,考虑以后谋生,他让我去建筑工地,师从木匠学手艺。一年多后,我离开师傅做的第一桩事,就是为阿奶家打套家具。有被橱、五斗橱、床头柜和桌椅板凳等。也只有她,肯把家里好不容易积攒的木料,放手给一个14岁的小木匠练手。当我花了三四个月时间,使上九牛二虎之力完成活儿时,她是那么的惊喜和兴奋。向邻里、向亲戚朋友到处夸耀她“儿子”的手艺,多年后,还时不时地向上门的客人介绍摆在家里的“儿子”作品。我感觉到,她是打心眼里高兴! 二十多年前,在我母亲病逝的前一年,阿奶死于一场噩梦般的车祸——她去学校接回素珍儿子的路上,一辆邮政车直愣愣地冲向路边把她撞到墙上。当时开车的是一个没驾照的搬运工人。原来,是那搬运工趁邮政车司机走开,他竟擅自动手开着玩,一时慌了手脚,直到撞墙了还踩着油门。在生死攸关的瞬间,阿奶拼死推开孩子,外孙逃过一劫…… 惊闻噩耗,我从外地匆匆赶回家乡。记得是在第一医院地下室,见了阿奶最后一面。四周阴冷潮湿,刺目的白炽灯下,她静静地躺在灵柩里,面容安详。在粗硬的水泥地上,我长跪不起,痛彻心扉! 之后,两家的走动少了许多。但逢年过节每次回家乡,还是常听父亲说起,杏素来过了,素珍一家也来过了,他去看了吴××(阿奶的丈夫)…… 缤纷热闹的婚礼已开场,新人缓缓行步于红地毯上,当年死里逃生的孩子如今已成英俊挺拔的新郎。主婚人的话音震耳欲聋,猛然回神,我却泪眼迷蒙。 席间,杏素举杯走了过来。“小×”(她习惯叫我小名),“我们这么多年了!”在婚宴的噪声里,从小就寡言的她,声音很微弱,似乎有点哽咽,我发现她的眼圈也是红的。 我们互相碰了碰酒杯。 这个时候,我想她一定也想到了她的母亲,我的阿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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