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为什么要培养理想主义

    在今天强调理想主义，不是来争论道德理想与科学精神哪个更重要。今天的人文精神衰落了，特别是在培养精英的一些顶尖大学衰落了。人文精神被商人精神取代，许多顶尖大学向商学院靠拢，才引发了我在这里的话题。缺少了人文精神，我们的社会就堕落，我国社会就不团结，就重新回到一盘散沙的状况。强大的国家是团结的国家，是有精神的国家，是有集体主义精神的国家。

    为什么把无私地为社会服务当作“至善”？为什么“至善”被称为“大学”?我的第一个解释是：“社会”的进步需要利他的道德情操，也就是理想主义。除了学习实用的科学知识，大学生要为服务于社会做准备。大学生要有服务于公共生活的精神，成为我们社会关系中积极健康的力量。因此，把无私地为社会服务当作“至善”，把“至善”称为“大学”，第一个原因就是社会进步的需要、社会团结的需要。

    现实生活会摧毁理想，摧毁理想主义。然而，如果大学不鼓吹理想主义，如果我们不是在大学播撒理想的种子，我们就不会有精英，不会有百折不挠的英雄，不会产生知识泰斗，我们中国社会的质量就会比较低。

    大学是培养精英的地方。许多顶尖大学希望能培养出精英中的精英，希望这里能出领袖人才。然而，缺少了理想，缺少了人文精神，这里就很容易成为培养废物的地方，甚至频繁出现自杀、精神抑郁症。因此，把无私地为社会服务当作“至善”，把“至善”称为“大学”的第二个原因是：那是英雄的品德，是领袖的要素。大学只讲分数，不讲“至善”，就不会是培养精英的地方，那里的“精英”经常只是分数的奴隶。

    为什么大学的重要内容是鼓励青年有理想，鼓励集体主义？第一，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社会进步；第二，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精英和英雄；第三，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理想的青年，没有我国理想的未来。

    ■建立社会文明秩序，要把小事当大事

    北京曾推出行人闯红灯过街罚款10元的规定。违规者不肯给这10元怎么办？派3个执法者对1个违规者实施行政拘留，成本是10元？管理理性的城市居民要靠政府有理性。精细和透明的成本收益核算就是城市管理的理性和人民性，反之则是官僚主义。

    大都市的治理要遵循“精细计算治理成本”“把都市执法的重心放在居民区内”“用沉重罚则支撑所有禁令”“治理体系主要在惩恶，而非锦上添花”“要把基层执法队伍管成纪律严格、能协同作战的部队”“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动员和组织城市居民自治的决定性作用”等六大原则，六大原则环环相扣，构成一整套大都市的治理体系，给不断改善治理能力提供标准和空间。

    六大原则中，“发挥基层党组织动员和组织城市居民自治的决定性作用”最重要。党在基本性质上是扁平组织，其基本任务是组织动员居民，把群众组织为人民，维护人民的权利和权益，让公正和公平主导居民区的社会秩序，让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让人民为自己的美好生活去奋斗。而今，我国有9000万共产党员，几乎每10个成年人里有1个，但我国都市居民区里没有共产党的支部。我国不断派员去新加坡学习社区管理，让那里的官员十分吃惊，因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社区管理效法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早年的社区管理。

    公共生活的宏观大事由科层体系办，公共生活的微观小事由社区组织办，居民的私事自己办。把小事当大事，视基层组织重于科层组织，我国能迅速建立都市的社会文明秩序。

    ■为何说有时候政策比制度更重要

    有时候，政策比制度重要得多，有四个理由：

    第一，制度是稳定的，长久不变的，但问题层出不穷，随时在变，需要灵活机动的政策来及时解决。立法易，废法难。解决日常问题要靠行政不能靠立法。出了问题就用立法解决不仅是懒政，而且法律必然繁琐、混乱、互相冲突。行政无所适从，就只能怠工。法律繁多是国家之祸而非国家之福，所以世上才有习惯法系。我国当前的问题显然不是缺制度，是以“缺少法律”为名的执法随意、懒惰。

    第二，“政府法无明文授权不可行，个人法无明文禁止皆可行”是17世纪欧洲商人为制约国王提的一个口号。都21世纪了，国家开支普遍占GDP半数，哪国还在喊这四百年前旧欧洲的口号？若法无明文授权不可行，不仅法律会多如牛毛，而且必然鲜有愿担当、敢作为的行政官员，懒政和怠工就是必然的。惯例法随机遴选陪审团就是要断案服从本地百姓的意愿，拒绝法条主义。

    第三，政策只惩罚犯规的人，且因时、因地、因事轻重缓急不同；可叠床架屋的制度却惩罚所有人，而且惩罚诚实，迫使所有人不诚实。因极少数人婚姻欺诈就要立制度，要所有申请结婚的人证明自己未婚，既大幅增加人民的成本，也大幅增加政府的成本。制度门槛高了，政府效率低了，群众办事就得四处托门子，找关系，行贿赂。严惩欺诈者才是正道。“大道至简”。

    第四，制度是特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结果，不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原因，不是国家成败的原因。制度貌似是“顶层设计”出来的，其实能立住脚的制度都是“长出来”的。美国宪法是从英国宪政惯例和“五月花号公约”长出来的。国家出问题主要在政策不在制度。美国宪法好，却没能防止立宪八十年后爆发大内战。郡县制好，秦朝寿命却仅十几年。科举制和宪政制好，创制的隋朝和民国都没活过半个世纪。西汉末王莽热衷照乌托邦大刀阔斧地改制，被历史无情嘲弄。

    强调用全国一刀切的制度解决问题，忽略政策“试点”，轻视因地制宜，忽略我国各地的巨大差异，就难以调动各地各部门官员的能动性。毛泽东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