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静           

    我的朋友红姐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她的故事很多，在所有的故事中，发型是她的头顶大事。

    她一家三口出门，遇上下雨而伞只有一把，父女俩肯定把伞往她手里一塞，说，“你慢慢走，别乱了发型，我们跑。”她同单位的人出游，遇上下雨而只有一把伞，同事都会毫不犹豫地把伞的使用权让给红姐。当然，为了不麻烦别人，红姐的小包里总会有那么一把好看的小花伞。我出门不爱带伞，下小雨淋会儿不碍事，下大雨就把衣服帽子拉起来遮一下跑几步，也不碍事。但跟她在一起，我不好意思淋雨，也不敢雨中狂奔，头发湿漉漉的会被她嫌弃，说没有一点淑女的样子。每每我只能乖乖地钻进她的伞下，并不在于她给我多少伞面。

    红姐做头发只认一个叫松的男发型师，二十几年如一日。有一年这个松转行了，红姐像没头苍蝇一样，让她老公载着她重新找发型师。说也奇怪，那么大一个县城，红姐就是再也找不到满意的发型师，她不停地换理发店换发型师，换到后来，一直陪伴她的老公倒下了，打电话给松说，你快回来开店吧，我要疯了。说来也巧，时隔不久，松真的回来重新开店了，这个好消息差点让红姐老公喜极而泣。松有好手艺，人也和善好脾气，一张嘴总是乐呵呵的。他和他老婆琼，一个烫剪得心，一个洗染拿手。店虽小，生意红火。红姐基本上两天洗吹一次，每隔个把月染一回，每隔个把月烫一回，她总是喜欢高频率地折腾她的头发。有时候想想，这头发长在她头上也真遭罪。

    我和红姐是在松的理发店里认识的。红姐个子高挑，戴着一副黑框宽边眼镜，那天穿着一件米色风衣，披着过肩长发，发际有隐隐的蓝色，整个人透着帅气。那是五六年前的事了，这几年间，我见证了她的头发经历过片染挑染全头染，忽而红忽而蓝忽而五颜六色，已经见怪不怪了。尽管有时发色鲜艳得刺眼，可顶在红姐头上，居然没有一丝突兀的感觉。我在想哪一天她一头黑发地出现在我面前，说不定我才会惊讶到掉了下巴。

    我认识红姐的开始几年，她要么是长发，要么是短发，要么是不长不短的齐耳发，她总是苦恼找不到让她满意的发型。自那一回松给红姐剪出她心仪的短发，这发型就基本固定了下来。虽然其间她有过几次留长发的念头，可是每次头发不长不短影响到她妆容的时候，她就忖来忖去，与松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选择了短发。

    红姐常剪的短发型叫波波头，长刘海于额头四六处分开，顺着两颊靠近耳际。这发型配上她的黑色粗框眼镜，若不开口说话，要多知性有多知性。说话的时候，她的头就会随了情感与语调的变化晃动，一晃动，刘海就会滑到眼前，红姐就伸出长长瘦瘦的食指撩一下，再推一把眼镜，这动作优雅得很。以至于我后来剪了短发也去学样，可惜学了三天就嫌麻烦，每次低头改作业的时候都借了学生的发夹简单粗暴地别住。

    红姐一直是直发，虽然也烫发，但我真没见她烫卷过，像每年都流行的卷毛头啊狮子头啊大波浪啊，居然都没出现过，这对于酷爱摆弄头发的她来说也真是奇怪。不过，直发似乎更贴近她的个性，因为她为人爽朗，快人快语。她张口说话有两个特色：一是嗓门大。每次她在店里洗头，我在巷口就能听见她的说话声。巷口到店里虽不远，也就十几米。她的分贝能穿过巷子人来人往的嘈杂声，而进入我的耳朵，辨识度也是超高的。二是话多。红姐不在，大家你一句我一句那叫聊天，红姐一出现，那叫一个人的评书专场，一店的人都无须再开口，只要掏净耳朵听便是。红姐从身边趣事到明星八卦，讲得头头是道，绘声绘色，店里众人则听得津津有味，笑声时起。有她在店里，理发也好烫发也好，都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我真觉得口才超好的红姐不当老师真是可惜了，不然一开口准能镇住那一班小屁孩，这教学质量肯定杠杠的。

    我跟红姐投缘，颇有几分相见恨晚之意，我们经常一起逛街吃饭吃茶聊天，当然也一起去做头发。起初我是这样招呼她，呀，你也在啊？后来我一到店里先问，呀，红姐今天怎么没来？她也差不多，去店里不见我，便会挂个电话过来，用宁海土话嚷道：好来装头发嘞！难嘎懒，装装好相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