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19》电影海报 （资料图片）

    牧 野            

    1919年6月28日，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方（主要为美法英意日等），与失败方德国签订了和平条约，由此确立“一战”后的世界新秩序。中国作为胜利方，参加了巴黎和谈的全过程，但由于和约确定的内容严重损害中国利益，中国谈判代表拒绝签字。这一行为也被视为近代国际外交风云中，中国第一次面对西方列强发出了有力的呐喊。

    1999年，中国电影人将这段历史搬上银幕，创作完成了《我的1919》。在“巴黎和约”签订100周年之际，重新观看这部影片，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段特殊历史的认识。

    任何一种艺术门类，都要解决两个问题：说什么与如何说，前者可以理解为内容，后者主要指形式，即如何把内容表达得明白、生动，被读者和观众接受。

    《我的1919》是一部以特定角度进行叙述的电影，具体来说就是以中国主要谈判代表顾维钧的视角，来展示此次和谈的全过程，把观众带到以他为中心所构造的历史场景和氛围中。

    显然，这是一种带有强烈个人主观情绪的描绘和叙述。在理论上，这种以个人视角展开的叙述会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首先是主人公的亲身经历更容易拉近所描绘内容与事实真相之间的距离，加深受众的信任感。对创作者而言，这种非全知主观视角有助于更深入地挖掘和表现艺术形象的内心世界，丰富和描绘作为艺术作品必不可少的情感因素。但另一方面，以这种主观性视角进行叙述，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它意味着，在讲述故事时，需要这一视角的提供者在场，这对拓展叙述范围是有很大局限的。

    事实上，《我的1919》并没有完全按照这种有局限性的个人视角进行叙述。《我的1919》有两条平行发展的故事线索：一条是以顾维钧为核心，表现和谈全过程的主线；另一条是以肖克俭为首旅居在法国的华人们的活动，主要表现民众力量对大国主宰和谈、牺牲中国利益的抗议，并暗示中国代表最后的拒签与民众的努力有着重大关系。

    让两条甚至多条线索平行发展，只是增强作品艺术性的一种创作手法，它们最终必须相交，否则，就会释放出混乱的信号，不但与人们长期来所形成的欣赏习惯不符，也违背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但两条平行发展的线索交汇在一起，一定要有可以交汇的理由和可靠依据。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则要通过精心铺垫，设计出令人叹服的故事。但在《我的1919》中，这两条平行发展的线索如何合理交汇成了一个实际的困难，这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顾维钧与肖克俭产生实际的接触和交往，双方的活动如何有机结合。给自己出了难题的创作者想到的办法是，把两人的关系设计成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从而勉强让他们有了可以进行交往的理由。但我们从电影中看到，无论创作者如何费尽心机，由于两个人完全不同的身份和活动空间，顾维钧无法也不可能触及肖克俭那种半隐秘的生活，也就是说，以顾维钧的“我”的视角，根本无力同时表现这两条线索所承载的内容。因此，在表现肖克俭等人主导的线索时，创作者只能放弃“我”这一主观性视角，采用一般创作中最为常见的全知式叙述视角，讲述顾维钧无法触及的故事。也就是说，《我的1919》有点“夸大其词”，实际上采用了两种叙述视角，分别对应着两条平行发展但主次明显的线索，共同推动情节和故事的发展。

    为什么正面讲述外交谈判的故事，需要特别设计一条与谈判代表无关的平行线索？这有两个原因：首先从艺术效果上说，讲述故事需要一种节奏的变化，如果一条线索到底，可能乏味单调，而开辟新的叙述线索，可以增添更多的故事信息，让作品变得丰富多彩；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在创作者看来，巴黎和谈对近代中国的走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民众的态度也影响了事件的结果。《我的1919》设计的两条线索，分别代表了当时中国为争得国家利益的两种不同力量和方式，一种是顾维钧等直接参与者的努力，它代表着官方的路线，另一种是以肖克俭等为代表的民间路线，他们的努力和呐喊显示了中国民众为捍卫国家利益作出的拼死抗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并对谈判代表的拒签起到了鼓励作用。

    《我的1919》的中心是要表达对顾维钧这位捍卫了国家荣誉和尊严的杰出外交家的礼赞，而作者所虚构的肖克俭等人活动的线索只是一种辅助。但从严格的艺术创作要求出发，任何一个艺术形象都应该是丰富和有个性的。创作者对肖克俭形象的塑造着墨不算少，如设计了其与妻子梅之间的感情戏，甚至将其自焚以表达抗争的情节作为影片的一个高潮，尽管如此，肖克俭的形象和故事仍然缺乏吸引力，概念化倾向明显，没能给观众留下太深刻的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