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四月，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宁波市教育局、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合作成立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资料图）

2018年12月，第三届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研究国际研讨会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召开。（资料图）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职业教育的新使命。扩大来华留学，拓展境外办学，是职业院校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途径。以“精准宣传”“需求导向”“质量取胜”“以人为本”为原则，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来华留学生规模，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在拓展境外办学领域，遵循“借船出海”“粮草先行”“标准研制”“入乡随俗”等原则，拓展境外办学空间，提高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任君庆           

    精准宣传 需求导向 质量取胜 以人为本

    精准宣传，不断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职业院校留学生项目起步较晚，在对外招生宣传力度上尚有不足。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东盟国家来华留学生从2010年约5万人增加到2016年超过8万人。2018年，高职院校全日制来华留学生规模达1.7万人，比2017年增长近50%，是2016年的2.4倍。随着高职教育质量的不断攀升，留学生规模发展仍有较大空间。目前，留学生主要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等国家。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职业院校需创新宣传方法：一是有条件的职业院校派遣专门人员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地考察，与当地院校洽谈合作事宜，向当地学生宣传介绍中国的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以及人才培养特色；二是职业院校充分利用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各类交流平台，如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论坛、“一带一路”产教协同联盟、“一带一路”职教联盟等，通过宣传办学经验增进相互了解；三是职业院校充分调动来华留学的校友力量，通过组建校友会的方式，鼓励校友宣传学校，吸引更多学生来华留学。

    需求导向，量身定制留学生培养方案。职业院校在把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宏观人才需求的同时，需要针对来华留学生的需求，在微观层面设计个性化的留学生培养方案。一方面，深入调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状况，把握其最新的人才需求趋势，以便确定留学生未来的就业方向；另一方面，与留学生本人做好沟通工作，了解其个人对自身生涯发展的定位以及对于在中国学习与生活的期待。结合上述两方面需求，高职院校有针对性地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绝非简单的课时累加或课程叠加，而涉及人才培养规格确定、教学资源开发、师资队伍配备、实习实训安排、考试考核评价等诸多关键要素。充分了解留学生的“学力”基础，以便安排符合其能力水平的课程。在安排汉语文化课程学习的基础上，视学生个人发展需求安排到相关专业，进入专业学习阶段。对于语言基础较为薄弱的学生，可以安排语言能力较强的教师开展双语教学，帮助其尽快进入正常学习轨道。针对有升学需求的学生，为其开设相关选修课程，尝试打通升本的绿色通道，实现与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衔接。

    质量取胜，精心打造留学生培养品牌。与日益高涨的国际招生热相比，大多数职业院校对于留学生培养质量的重视程度仍然有待提高。从短期来看，我国政府和职业院校提供的各种形式的奖学金以及独特的中国文化，可以对沿线国家留学生产生一定吸引力。但从长远来看，质量是职业院校留学生项目的“生命线”，赢得沿线国家的认可、提高中国职业教育吸引力是关键所在。因此，职业院校必须坚持质量取胜的原则，精心打造职业院校的留学生培养品牌。职业院校要配备专业的师资队伍，帮助留学生打好汉语语言学习基础，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中国文化体验活动，让留学生在文化熏陶的过程中提高汉语水平。要发挥我国职业院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优势，通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留学生提供企业实践锻炼的机会，鼓励留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技能大赛，帮助其在毕业时考取国际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提升国际就业竞争力，打造留学生培养品牌。

    以人为本，有效提高留学生管理水平。职业院校的留学生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和地区，拥有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传统，留学生管理的难度与复杂性相对较高。按照传统的管理方式管理留学生，势必会面临诸多文化冲突。在留学生管理上，须具备跨文化管理意识，尊重留学生的信仰和生活习惯，站在留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管理过程中，要摒弃将留学生奉为外宾的传统思想，将留学生当作普通学生看待，不可过分迁就留学生，要帮助其养成良好的学习与生活习惯。以“人性化”的管理代替死板的事务性、程序性的管理，融入灵活与宽松的管理方式，突出教育管理的“身份对等、管理趋同”，实现趋同化管理。管理人员还要加强与留学生的日常交流，以朋友的身份与姿态走进留学生群体，消除彼此之间的心灵隔阂，让远在异国他乡的留学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间接提高管理效率。

    借船出海 粮草先行 标准研制 入乡随俗

    善于“借船出海”，与企业合作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企业和职业院校“走出去”提供了双重机遇，在当前形势下，双方携手走向海外才是双赢之道。对企业而言，职业院校可为其提供人力资源；对职业院校而言，在境外办学的起步阶段，通过“借船出海”的方式走向海外，借助于企业的力量开展境外办学，可减少障碍，有利于境外办学成功。具体而言，“借船出海”至少可以帮助学校扫清三个方面的障碍：一是成本障碍。对职业院校而言，境外办学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设备设施的采购、驻外教师的生活补贴等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企业的支持可以适当减轻成本压力。二是风险障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相对复杂，部分国家存在宗教冲突、民族分裂等不稳定因素，企业在应对安全风险方面更有经验，可以为职业院校外派教师及境外办学提供经验借鉴和帮助。三是能力障碍。由于职业院校自身条件的限制，较难准确把握“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需求，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相对更清楚沿线国家的经济需求及与之匹配的人才需求，因此，“借船出海”可以使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与企业的“走出去”倡议相适应，从而提高人才培养效益。

    坚持“粮草先行”，加强师资、课程等方面的保障。职业院校境外办学首先需要配备足够的“粮草”，包括国际化的师资、课程等。在国际化师资队伍打造方面，要遴选具有吃苦耐劳、认真负责精神且专业水平过硬的教师，并针对所授科目开展相关的培训，以此有效提高其双语教学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文化理解能力。为了调动专业课教师参与境外办学的积极性，职业院校要在工资待遇和生活上给予充分的保障；在职称评审、奖励机制方面给予一定倾斜。在课程与教材开发方面，职业院校要紧密结合当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需求，组织国际领域的专家、本校教师、当地教师等联合开发课程与教材。同时，职业院校境外办学也急需政府层面相关的配套政策。目前职业院校境外办学仍然面临一些政策瓶颈。如境外办学审批复杂，不少职业院校较难获得办学资格，即便是获得了办学资格，在师资派遣等方面也面临很多障碍；在资金保障方面，职业院校境外办学缺乏足够的资金保障，部分院校缺乏境外办学账户，导致在办学资金流转与使用上出现困难，需要政府予以资金与政策支持。

    注重“标准研制”，树立中国职业教育品牌。职业院校境外办学的目的不仅在于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更在于以此为平台加强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职业教育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提供了契机。在境外办学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输出中国职业教育的标准，另一方面要注重树立中国职业教育的品牌。对参与境外办学的职业院校而言，当务之急在于打造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职业教育标准，包括课程标准、专业教学标准、人才培养标准等。孔子学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推广，大大增进了沿线国家对中国及普通教育领域的了解。而在职业教育领域，也亟须打造类似孔子学院的教育品牌，如天津首推的“鲁班工坊”。“鲁班工坊”集中了天津的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充分反映天津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的现代教学组织理念，突出天津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国际合作内涵性成果，呈现“互联网+”现代智能制造的教学载体应用，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职业教育品牌。

    坚持“入乡随俗”，助推境外办学的本土化。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可以为深化双边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职业院校境外办学的使命之一在于推进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发挥其在人文交流中的桥梁作用。职业院校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办学，能否为沿线国家的人民所接纳，关键在于民心是否相通。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产业背景、文化背景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中国职业教育要结合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实际需求，逐步将中国职业教育的内容、形式、标准、方法在相关国家“本土化”。具体而言，职业院校在境外办学过程中要适当聘请当地师资，建立多元化的师资队伍，避免当地教师担心中国合作办学造成自身失业而引起不必要矛盾；职业院校积极了解当地的法律、政策，加强境外合作院校的遴选，避免“竹篮打水一场空”。总之，境外办学既要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也要充分了解当地的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等，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推进职业院校本土化。

    （作者为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