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海波           

    前几天，在本地报纸上看到一条图片新闻《早稻开镰》。图片中，一台大型收割机正在稻田里作业，引得白鹭前来轧闹猛。我猛然意识到眼下正是“双抢”时节，虽然割稻插秧等农事还是跟着节气一如既往地进行，但现在已经实现全程机械化，看不到昔日“双抢”时节热火朝天的景象了。

    所谓“双抢”，就是抢收早稻和抢种晚稻。在我们樟村，有这样一句俗语：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节气催人，大暑前后，是早稻收割的黄金时期，紧接着插种晚稻。这一高强度的劳动需要个把月时间。

    樟村位于四明山区，耕地不多，以种贝母为主，但我们村在山外的洞桥镇有几百亩连片水稻田。那时候，农民的工分是定级的，最高十级，也就是劳动一天得十分。在我们村里，一分工分就是一角钱。直到现在，人们偶尔还会用“十级劳力”一词来夸赞力气大肯吃苦的人。“双抢”劳动辛苦，额外再加2分工分，也就是每天多2角，村民们都抢着去，因为那时候除了挣工分，没有赚外快的机会，于是生产队就安排精壮的十级劳力轮流去“双抢”。

    当时，农业机械化还是一个美好理想，“双抢”主要靠人力和牛力。弯腰割稻很辛苦，打稻也累。打稻就是脱粒，把刚割下来的稻禾秆使劲儿往稻桶里甩，饱满的谷粒就掉落到桶里，然后再把湿谷子装进麻袋，一担一担挑到机耕路上，等拖拉机来装运，每一道工序都要出大力流大汗。

    记不得是几岁的时候，拖拉机装回来一批稻谷，卸下后准备返回，一个比我稍大点的女孩说她想去看望爸爸，我也想去，于是我们两个就爬上拖拉机的车斗，前往“双抢”基地。

    拖拉机开到一块田边，没有路了，而父辈的临时住处在田中央。冒着酷暑走在田埂上，又累又渴，我后悔了，真不应该跟车前来。“双抢”的临时住处是一座不大的古庵，名叫张家桥庵，有上下两层，楼下是食堂，食堂里有几张桌子，但没有凳子，大家都站着吃饭，边上是牛圈，臭烘烘的，那时候，牛也是“双抢”的主力。晚上，农民们都在楼上打地铺睡觉，没有电扇，那真叫上蒸下煮。我和同村女孩在张家桥庵的地铺上睡了一晚，次日就搭运谷子的拖拉机回家了。我对此次“双抢”之旅印象很差，因为实在太热了，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那是我今生度过的最难熬的一个酷热天。

    割稻要避开中午的高温，农民们把劳动时间安排在凌晨3点至11点，下午2点至8点。高强度的劳动仅靠一日三餐补充能量是撑不住的，所以，上午和下午都有点心供应，淡包、馒头、糖糕等。我对“双抢”最深刻的记忆是父亲带回来的一大包馒头干。父亲无论做什么事都讲究“八分应够”，吃饭也吃八分饱，“双抢”期间发到手的点心，他不会全部吃完，而是留一部分，切成片，晒干，带回家来。母亲把馒头干炒一炒，像年糕片那样，炒得焦黄喷香，给我们当零食吃。

    暑假里，学校的操场是最好的晒谷场，很多教室腾出来用于堆放稻谷，留在家里的老年农民和妇女负责晒谷。晒谷最怕雷阵雨，虽然村口的有线广播早中晚都会播报天气，但樟村有特定的小气候，因此，广播里的气象预报仅供参考。村民们都会看云识天气，对气象的观测判断能力很强，一看天气不对，马上奔到操场上去收谷，一分钟都不敢怠慢，还边跑边喊“要下雨啦，要下雨啦”，男女老少纷纷跑去收谷子。

    稻谷晒干后再分到各家各户。生产队分实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需分，一种是按劳分，按需分就是按家庭人口分，按劳分是按工分多少分。稻谷一般是按需分。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虽然经济困难，饭还是能吃饱的，再说，除了稻谷，山地上还种有玉米、南瓜、番薯等杂粮。

    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山外的这些水稻田租给了当地种粮大户，每年定期收一些租金，村民们称之为“谷钱”，听母亲说，我们家能分到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