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或称甬商，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商人群体之一。相对在社会历史转型中式微的徽商、晋商而言，甬商顺应潮流、生生不息，是真正通江达海、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中国商帮的杰出代表。甬商参与并创造历史，也鲜明地体现在他们于中华民族危难之际的家国情怀与道义担当。二十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甬商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他们积极募捐，救治伤员，收容难民，抵制日货，捍卫国家经济权益，西迁保存民族工业。宁波市话剧团今年3月首演的话剧《甬商，1938》，正是以甬商西迁救国历史为题材的一部舞台新作。

    戏剧主人公孟海生在当年远东第一俱乐部的上海“大世界”登场，他一掷千金，头牌歌女牡丹遂成了孟夫人。莺歌艳舞、灯红酒绿很快就转场到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对于“我就是半个上海滩”的孟海生，上海是去还是留，成为必须作出取舍的两难选择。去，意味着自己打拼半辈子的事业付诸东流；留，则难逃向日寇输诚的屈辱。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难题，作为四明商会会长，孟海生何去何从，还将示范于上海滩的宁波商帮！

    《甬商，1938》围绕义利之取舍，通过探索人物内心世界跌宕起伏的流动变化，实现了从剧情戏到心理戏的深化。首先是孟海生在商言商、苦心周旋的阶段。作为火柴大王，孟海生的日用品生意离不开上海市场，起初他试图避乱于英租界，通过转股给英国人，既保全自己的产业，又免于和日本人苟且。这符合他精明练达的商人本性。不过，在残暴的日本侵略者眼里，那份转股协议只是一张随手就被撕毁的废纸罢了。严酷环境逼迫他暗中布局，决心将火柴厂设备运往重庆，试图到大后方东山再起。这是剧情发展的第二阶段，即主人公退一步的居利思义。但是，为了不让化工厂设备落入敌手，他的朋友、他最信任的助手相继被残杀，夫人牡丹也被扣为人质。孟海生痛定思痛，决定舍利取义。他的船驶出了上海滩，但装载的不是自己的家业，而是救国救民的生产军火原料的化工设备。昔日的火柴大王最终在嘉陵江边一贫如洗，却铿锵有力地自白：“何为买卖，在我孟海生看来，买卖就是取舍，舍了本钱取了利润，这生意就算成了。我在上海滩做的最后一笔买卖，就是舍了我的火柴厂，取了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取了一个生意人的担当，取了一个问心无愧。这买卖我做得值！”

    从在商言商到居利思义，再到舍利取义，《甬商，1938》的义利之辩，避免了图解与说教。戏剧设身处地将人物置于历史化情境，以情感体验方式展开价值抉择的过程，同时又将情感体验逐渐升华为更高层次的价值。一部有意义的、动人的历史剧由此完成。

    耐人寻味的是，《甬商，1938》并非单线展开，它是一部以“戏中戏”方式结构的双声部戏剧。“甬商，1938”的故事讲述与心理探索，是当下某话剧团排练表演的对象。与民族危亡时局中一代甬商的铁肩担道义相交织的，是剧团排演过程中的一地鸡毛、啼笑皆非。这是一个连续两月发不出工资濒临倒闭的剧团，从导演到演员，在排练过程中呈现了种种“心不在焉”。剧团团长四处讨好求包场却一无所获，他甚至瞒着演员们计划把剧院改为培训中心。

    戏中戏是一种常见的戏剧结构手法。《哈姆雷特》“伶人进宫献艺”一场广为人知。“贡扎果之死”的表演，暗示了国王克劳狄斯“弑兄篡位”的罪行，有机融入剧情并推动剧情发展。这里的戏与戏中之戏，是归与属、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甬商，1938》显然与之不同。它的双线并置布局，形式上更接近《暗恋桃花源》。在赖声川的舞台上，呈现两个剧团排戏的戏。但两个剧团彼此干扰、互相侵入，于是又构成两个剧团都不能顺利排戏的戏。而他们所排之戏——现代“暗恋”是浪漫感伤的悲剧，书写难以直面、不忍回忆却又无法忘却的生离；古代“桃花源”是世俗粗鄙的荒诞悲喜剧，表现死别也无可逃离的尴尬。“暗恋”一次次被“桃花源”闯入，是世俗对纯情浪漫的闯入；“桃花源”不断被“暗恋”打断，是世俗中入俗与超俗的双重的不可能。“暗恋”与“桃花源”的互相拆解、嘲弄，以及彼此映照，构成雅俗混搭、笑啼交集的和声重奏。当然，《甬商，1938》的两条线索，并非等量齐观的平行关系，甬商历史剧的主调地位不容争辩。该剧在历史与现代之间，不是彼此拆解、撕裂，而是现代戏在保持自我独立价值诉求的前提下以“貌离神合”的方式服务于历史剧的精神表达。具体而言，其中的功能关系包含两个层面。

    其一，从戏剧呈现的角度看，现代戏与历史剧之间，营造了戏剧吞吐收放的节奏感。如前所述，孟海生的去留抉择，在写实剧有限集中的时空中，难以外化为复杂的剧情。因此，每一次现代剧团的排演本身，借用几乎专属于哈姆雷特的戏剧概念来描述，就是构成孟海生内心发展变化与现实行动的延宕。孟海生每到濒临危机的关键时刻，就会被剧团的排练打断，而剧团的排练本身又是尴尬迭出，每当难以为继时，孟海生新的可能性又将其取代。两个戏彼此吞吐出入，互相收放开合，增强了观剧期待，极大地拓展、丰富了戏剧表演与接受的心理空间。

    其二，从戏剧主题传达来说，现代戏在强化历史剧之历史感的同时，也实现了戏剧意蕴的汇合。剧中讲述（排演）本身的呈现，对观众而言构成一种观剧引导，是虚拟的拟真代入。其剧场效果是，全体演员与观众汇聚成一个整体，共同从当下出发，进入民族危亡、风云际会的时空，进入甬商的历史境遇。每一次“出戏”现代，都是为更进一步“入戏”历史作铺垫和酝酿。虽然举步维艰，剧团上下最终将戏剧排练到底，坚守自己的舞台梦想，这又何尝不是致敬“甬商，1938”的一种方式？

    如果说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让《甬商，1938》实现了从剧情戏到心理剧的深化，而复合时空的戏剧双声部，则使之具有了心理情景剧的意味。历史与现实的穿梭，及其所带来的双向精神往返与思绪纷飞离合，以及戏里戏外的敬畏与困惑，都映现年轻的剧团，年轻的编剧、导演以及演员们艺术创新的勇气与智慧。艺术的探索永远在路上，这正如剧中人的独白，经历峰峦叠嶂，方可见海定波宁。

    （本文作者系浙江工业大学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