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颐           

    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于2019年8月6日辞世，享年88岁。1993年，莫里森“以其富有洞察力和诗情画意的小说把美国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写活了”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过，熟悉莫里森的读者都知道，莫里森的小说书写美国现实，但她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她甚至不愿被归入魔幻现实主义，因为她认为这会混淆她的写作源头。那么，莫里森的灵感源泉是什么呢？

    莫里森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是出版于1987年的《宠儿》，1988年获得了普利策奖。《宠儿》开篇就闹鬼：蓝石路124号，游荡着一个幽灵，一岁多的婴儿的灵魂。她怀着强烈的报复心，砸镜子、摔盘子摔碗、让家具嘎吱作响、在蛋糕上按下小手印，她利用各种恶作剧逼退这幢房子的居民，她吓得他们魂不附体。可是，这部作品的主人公、30多岁的女黑人塞丝却欢迎鬼魂的到来。

    作家逐渐掀开层层帷幕，隐藏的往事与伤痛也逐一浮现。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是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南方重建时期，解放黑奴的法令已经颁布，然而蓄奴制仍然在延续。塞丝怀着身孕、抱着一岁多的大女儿，拖着遍体鳞伤的残躯，奔逃在路上。当她在窗口望见戴着帽子的白人奴隶主带着奴仆即将到来时，她在绝望之中用手锯杀死了大女儿，刚出生的小女儿丹芙则幸免于难，而塞丝在随后的法庭审理中因人们的同情而获得释放。

    一位母亲，一位深爱孩子的母亲，在什么样的情境下竟然亲手扼杀自己的孩子呢？《宠儿》的原型是一起真实事件，尘封在卷宗里的旧事，莫里森读到之后，深深被触动。她为这个被杀害的婴儿起名“宠儿”。姓名是一门玄学，在很多族群的传统里，姓名是个人身份的象征。非洲史诗《坎姆比利》有言：“名字是需要付出的事情；名字不是强加于人的。”可是，当非洲黑人被大批掳掠到美洲，他们的本名很快就被丢弃了，白人往往会给他们一些带有羞辱性的新名字。“宠儿”寓意了一种传统文化的回归，这个名字凝聚了母亲深刻的爱意，也是对所有葬身在大洋深处和美洲这块大陆上的黑色冤魂的回应。

    非洲的文化信奉灵魂永生，所以，“宠儿”必将归来，以一岁多的灵体的方式，也以小说中那个神秘的从水中行来有着婴儿般细腻光洁皮肤的自称“宠儿”的姑娘的方式。不必探究突然出场是否合乎逻辑，灵与肉、人与鬼，殊难分辨。对于莫里森来说，“宠儿”的形象融合着非洲文化里的生死观念、祖先崇拜，“宠儿”也代表着重生，代表一种美国经历。塞丝在面对异化的“宠儿”之时，必须重新梳理自己与两个儿子、与丹芙、与前夫、与情人、与往事、与当下、与未来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她要代表黑人，代表黑人女性在这个新世界找到位置。

    《宠儿》并非追求惊悚效果的鬼故事，“闹鬼”不仅是一种超自然的想象方式，浓烈以致绝望，怎么舍得让你遭遇我曾经历的厄运。莫里森的笔墨勾连幽玄的冥界与残酷的现世，小小的头颅、带血的脸蛋，淋漓的鲜血沿着母亲的手臂蜿蜒，这一画面所凸显的意象尖锐揭露了蓄奴制的残酷和恐怖。“宠儿”一家的经历是美国黑人最惨痛的苦难记忆，它不该被遗忘，也不能被遗忘。莫里森说，“让鬼现身的真实的目的是弥补那段历史，使记忆更真实”。这是文学的一项使命——呈现鲜活的历史。

    《宠儿》描述的时间跨度达20年，带着超现实的神秘和魔幻色彩，莫里森还经常利用比喻、象征、荒诞等手法来增加小说的生动性，语言极富诗意和美感。莫里森也很重视作品的号召力，她屡次强调文学的社会启迪价值，认为有政治意义的文学是有力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超凡能力、信仰崇拜、神话思维融为一体，解构美国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在审美与价值观上的冲突，阐释当代人对文明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渴望，成为莫里森作品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