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浙江书展，作为央视前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带来了她的《那年 那信》。这是一部过去年代的记录史，更是一个家庭的心灵史。

    敬一丹说，这部书的写作，源于家里床底下的一只大木箱，里面放的是她的母亲保存的1700多封信。这些信时间跨度68年，涉及四五代人，参与写信的有三代。敬一丹说：“我写这本书，就是想以信中信的方式，写给我们家下一代。”

    敬一丹说，书中的这些信除了父母辈的家书外，还有不少是她自己写的。中学时代，写信是她的日常——因为1968年那年，在短短两三个月内，他们家庭的成员分别到了四个不同的地方。“从此以后，我经常出现在哈尔滨中山路邮筒前，寄出一封又一封的信。”

    敬一丹回忆说，当时她在信中几乎不谈自己的功课等话题，更多的是向父母述说逃学的弟弟如何顽皮、今天发了多少的布票、过年时有多少年货可以购买……这些鸡零狗碎的事。而这些事在当下年轻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敬一丹说，她曾问一个“90后”见过布票吗。“90后”说，没有见过布票，甚至没有见过布，只见过衣服。而“补丁”这两个字，现代的年轻人大多以为只是给电脑程序软件打“补丁”的“补丁”。敬一丹当时的惨痛经历是，一条秋裤在她打了无数的补丁之后，失去了弹性，穿不进去了。

    敬一丹想把这些信、这些事情，变成一本书与更多人分享。“我特别害怕我的女儿不知道这些经历，女儿是‘80后’，我想让她知道她是怎么来的，家族是怎么来的，我们的今天是怎么来的，我们为之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如果她不知道的话，是不是我该做的事没有做呢？”

    1978年，敬一丹走出校门成为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几天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改革开放了，她开始用话筒、后来用镜头，记录身边慢慢发生的变化。“回过头来看，这些变化是那么巨大，覆盖了所有人，使得我们成为今天的我们。我作为一个媒体人，职业要求就是记录。这种记录是本分，是使命，也是习惯。”

    退休后，敬一丹延续了这种习惯，只不过以前是在话筒前、镜头前，说的话多半是“公务话语”，现在则是以个人的语言在写作。因为她知道，书可以成为人生路上闪烁的启蒙之灯。

    在演讲中，敬一丹说，她曾问父亲哪本书对他有终身影响？父亲回答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他年轻时是学校秘密读书社的成员，当时这本书还是禁书，却给了他最早的启蒙。

    而在封闭的“文革”时代，敬一丹的青春期启蒙也与书有关。她回忆道，当时就读的哈尔滨44中隔壁是黑龙江省图书馆，里面的藏书从1966年以后就封闭了。“那时，图书馆要整理藏书，需要从我们学校找几个女生做义务劳动，这使我有机会走进了书库，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而那些《红与黑》《简爱》等名家之作，当时还是‘大毒草’。图书馆的老师说，每天劳动结束以后，可以带一本书回家，不要跟别人说。“就是在那个时期，我才知道，文学有怎样的力量，可以展现出另外一个世界。”

    退休以后，敬一丹出了三本书。《我遇到你》记录了她的职业生涯。她说，这是一代人一起经历的时代变化，也是中国电视发展史的侧记。而她与同学集体创作的《我 末代工农兵学员》，则写出了他们这代人特殊的青春年代。

    “写这本书直接的动力是我发现很多‘80后’‘90后’面对工农兵学员这个词，像是面对一个生词，我不想让它成为生词，我想告诉他们，恢复高考之前曾经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废止高考，又有多少年轻人在非常年代成为特殊的群体。”这本书被中国传媒大学也就是原北京广播学院校史馆收藏，填补了关于那个特殊时期的一个空白。

    《那年 那信》是敬一丹关于家庭的另外一种记录。敬一丹说，这三本书并不是退休后刻意策划要写的“三步曲”。也许，人老了就开始怀旧，就想记录，不记录就觉得有一件事没有做。

    “我是这样理解的，怀旧就是一种珍惜的态度。愿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没有白走，愿我们能为后来人留下一份历史的痕迹。”敬一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