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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07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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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客”贺知章赋予“四明”的精神内涵

贺秘监祠(资料图)
贺知章像

    黄文杰

    唐代大诗人贺知章,越州永兴人(即今杭州萧山),他的诗歌浅显易懂、活泼生动,《咏柳》以“剪刀”比“二月春风”,譬喻新颖出奇;《回乡偶书》写尽游子的无限落寞与感慨;《题袁氏别业》最见贺知章率性狂放的本性,诗人与袁氏别墅主人萍水相逢,闲坐庭院,喝酒览景,四围林木葱郁,石泉叮咚,一切赏心悦目。

    贺知章好酒,与“醉八仙”之一的李白相交最厚,两人留下了“金龟换酒”的千古佳话。贺知章在乡村郊游偶遇酒友也是这样率性,劝主人“莫谩愁沽酒,囊中自有钱”,风趣散淡之形象跃然纸上。明代学者凌宏宪在《唐诗广选》中评注此诗:“是一个四明狂客。”

    “狂客”们的精神内涵:追求真性情,直道而行

    “四明狂客”是贺知章的自号,也是历代学人对他公认的品评。在一般理解中,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品格修养应当是“温良恭俭让”的,作为一个朝廷高官、风雅学士,放浪形骸及至于“狂”,似乎不太合适。实际上,把传统士大夫的生活态度都理解成谨严庄重,是一种误读。

    道家崇尚真性情自不必说,庄子自由率性,不妨碍其在道德上的廉洁正直,并且有相当的棱角和锋芒。儒家也把真性情看作做人与做学问的基础。孔子说“人之生也直”,就是强调人在生活中应奉行“直道”,展示真性情。《中庸》开篇便强调“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将天命转化为人内在的真实性情,不受任何蒙蔽。“狂”在孔子看来即是一种士人真性情的体现,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如果不能与奉行中道的人在一起,孔子则选择与狂狷之士打交道。

    孟子曰:“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也。”狂者性格外向,不拘一格,狂放激进,蔑俗轻规;相对来说,狷者多性格内向,清高自守,独善其身。“狂”与“狷”一张一弛,是历代大学者追求的儒家风范。

    贺知章的“狂”实际上是追求真性情,直道而行,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渊源。汉末魏晋时,社会动荡,对许多士人来说建功立业已经成为幻想,儒家经学虽仍为官方学术主流,但已经不能作为士人们的精神依托,玄学风气随名士清谈逐渐流行。东晋南迁后代表人物如王羲之、谢安等,他们将思辨新风注入中国传统哲学的躯体,使之产生新的活力,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李泽厚先生将魏晋哲学发展称为“人的觉醒”,以玄学家为代表的士大夫超越两汉时期对经学、对做官的一味追求,超越注重外在物质生活的满足心态,而是叩问个体的生存与存在、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从本体论的高度确定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建构理想人格。其特点即为对汉代封建纲常礼教和西汉以来谶纬迷信的反叛,个人自由、人格独立、精神超脱、放浪形骸成为一种时尚。“魏晋风度”则直接表现在审美表达与理论的突破上,突破了“发乎情,止乎礼义”“厚人伦、美教化”的限制,提出“文以气为主”,将人的生命气质个性视为艺术的中介和核心,“诗言志”不再偏重于伦理怀抱和道德情怀,而是表现一种纯个体的生命情感体验,将艺术的焦点放在不拘一格表现人类真情之上。

    四明山:山水文化与士文化的融合之地

    四明山是魏晋山水诗田园诗的重要沉淀之地,也成了“狂客”们的精神寄托处。

    隋唐大一统之后,魏晋名士云集的浙东成为重新发现中华文化的重地,此时的越州已经成为浙东经济文化的中心,造纸业发达,品茶之风多奇,青瓷远销海外,是唐朝政府收税来源的重镇,其影响远大于杭州。人们纷纷越过钱塘江,沿着浙东运河,追寻魏晋遗风,游览东南山水,抒发壮志幽情,从而形成灿烂的“浙东唐诗之路”。在四明山留下的诗作、遗迹荦荦大端。

    王羲之及其后代居于四明山南麓为主,今嵊州黄泽镇一带。谢安及其后代居于四明山东麓,今上虞上浦镇一带,谢灵运从小就居于祖父谢玄修建的四明山始宁山居。谢灵运《过始宁墅》的“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登池上楼》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的“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等,都是为四明山而作。谢灵运的诗歌在钟嵘的《诗品》中被奉为上品。

    四明山在古越时代名为“句余山”,山名也是这些晋代名士所改。他们在如莲花簇拥的山峰间发现了四窗岩,中通日月之光,相传天气晴朗时,洞里云蒸霞蔚,会吐出五色霞光,非常壮观神奇。据黄宗羲《四明山志》“灵迹篇”载,这就是刘晨、阮肇遇仙之地。四明山作为濒临大海之山,所谓“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历来多神话传说,像东汉虞洪在道士山遇仙获大茗,神仙眷侣刘纲、樊云翘在大岚白日飞升等;四明山也是道教的洞天福地。两晋名士则为四明山注入了灵性、魅力与精神内核,道士葛玄、葛洪,东晋王羲之、王献之,南朝的陶弘景,都在浙东开辟道场。而与王羲之、谢安等十八名士交游的还有以支道林、竺道潜等为首的十八高僧,长期在浙东盘桓不去,占山结庐。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第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宗派天台宗就是在这一带产生。

    经考证,共有451位唐代诗人游弋于浙东,占《全唐诗》收载的2200余名诗人总数的五分之一,留下了1500多首唐诗。这是富有特色的山水文化与士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一条路,这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路,也是一条思想与文化之路。四明山在唐代俨然成为士大夫的一个精神符号,在浙东追寻魏晋遗风俨然成为一种时尚。比如李白的《早望海霞边》,想象四明山上“日出红光散,分辉照雪崖”,过的是“一餐咽琼液,五内发金沙”的生活,实际上是胸罗宇宙,思接千古,超越具体的四明山,从道家层面为我们营构了“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宇宙境界,表达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的哲理性感受和领悟。

    贺知章与宁波的精神连接和深厚渊源

    贺知章自称“四明狂客”,既标示自己的籍贯身份,也蕴含了他儒道并济、以道为主的精神追求。他还是浙江历史上第一位有资料记载的状元,是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中乙未科状元。贺知章的回乡既是叶落归根、故土情深,更是精神返乡,他对自己的精神归属有着深刻的自觉:他要回乡当“道士”。一场大病之后,这种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尽管一家子在长安城生活安耽,但这阻止不了一位八十六岁老人的心。唐玄宗最终同意了贺知章的要求,并亲自赠诗,太子率百官送行京城门外。

    唐明皇在《送贺知章归四明》里写道:“遗荣期入道,辞老竟抽簪。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独有青门饯,群僚怅别深。”李白一连写了《送贺知章归越》两首诗相赠。这场风流盛会上,四明山是最热闹的名字。皇帝怕他回老家后待遇不好,诏赐镜湖剡川一曲,还赐贺知章的儿子为会稽郡司马,便于照顾老父亲。

    因为贺知章对四明山的眷恋,与宁波有了深厚的渊源。贺知章回乡时,明州刚从会稽划分出来六年,当时的州治还在现在的鄞江,“明州”即因四明山而得名。四明山间、浙东大地处处有贺知章的传说。明州州治初建,文化落后,一位站在盛唐诗坛之巅、对“四明”有着特殊感情的大诗人自然为明州百姓所喜爱,并获得强烈的乡土认同与文化自豪。相传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郡守莫将在贺知章读书的故地重建“逸老堂”,以祀贺知章和李白。其后几废几修,现存建筑为清同治四年(1865年)重修,称贺秘监祠。

    贺知章的诗歌融合儒释道思想,体现“人情人性”,高扬自由洒脱的平民精神,风格气度雍容、清新潇洒,感情自然、真挚,发于心底,又意境深远。同时代的宁波,是一个盛唐兴起、与传统城市格局完全不同的江南都市,大运河的出海口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衔接的商业城市,一个出产秘色瓷与茶叶等融入新兴中国文化商品的城市,一个唐宋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初生牛犊般的城市,它需要标示继往开来、多元包容、刚健进取的新兴城市人文气象。一个乐观向上、真率开朗的“狂客”诗人,和蔼可亲、充满生活气息的邻家老人,正好为“四明”代言。

    (作者单位: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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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