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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2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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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州义庄到善园

善园门口的牌坊

    钱律之 文/摄        

    每每路过鄞州区广德湖南路与泰康西路的交叉口,一处静静矗立在高楼之间、风格别致的江南园林建筑群总能吸引我的注意。走进去看一看,便觉仿佛是隐匿于城中的世外桃源,荷塘、牌坊、石桥,相映成趣;墙垣、飞檐、青瓦,兴味盎然。那是于2017年开园的全国首个公益慈善综合体善园,它的前身是20世纪初叱咤上海滩的“宁波帮”代表人物之一严康懋先生所创办的公益建筑。

    走入善园,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巍巍牌坊,其上所镌刻的“善善与共,天下大同”“不忘初心”“广植德本”和“泰和康平”,体现了现代鄞州的慈善公益理念。再往里走,便有义庄、严氏故居等四座清末老建筑,另有三座新建的民国式小洋房弘善楼、崇善居和善庐。亭楼殿阁间点缀着藤萝绿竹,小桥流水伴随着九曲回弯……看着眼前的景物,我的思绪回到了渺远的北宋。

    彼时,明州已有“义郡”的美誉,慈善之举蔚然成风。用于供贫寒学子读书、救济灾民以及安置族里孤寡老人的建筑,被统称为“义庄”。它是其时新兴的一种私人赈恤组织,主要由一些士大夫买田置办,义庄将其出租,收入主要用作赈济族人生活。

    宋代以来,毗邻都城临安的明州诞生了不少世家大族、名门官宦,文风愈渐浓厚。士大夫素有参与公益的传统,北宋“淳熙四先生”之一的沈焕曾这样描述:“吾乡义风素著,相赒相恤,不待甚富者能之。”然而,面对日益增多的求助者,士大夫经济能力有限,义庄作为一个持续性收入产业,便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北宋后期,明州的公益之风渐盛,太守楼异感念族内的贫苦人家,有意仿照姑苏范氏义庄,设置楼氏义庄,但因政局动荡而未能如愿。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侵扰明州,楼家长期累积的产业遭到巨大损失,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楼璹做官后,购良田500亩,在昼锦坊建立义庄,以帮助贫苦无业的族人。

    楼氏义庄的建立,促进了家族内部的和睦,自此也开了明州地区义庄之先河。同时,楼氏还请求政府介入,对不遵守规矩的族人予以惩罚。当时,楼钥以同知枢密院事参大政,顺便将楼洪等人对楼氏义庄的整顿情况上报朝廷,得到了尚书省的同意。

    此后不久,赋闲在家的沈焕也注意到了明州乡间时有贫苦而又孤立无援之人,认为迫切需要成立一个实体性的公益组织。他找到史浩与汪大猷商议:何不仿效姑苏范氏义庄,创设乡曲义庄,以周济家乡的贫困士人。二人旋即赞同,汪大猷率先捐献二十亩田产,充作乡曲义庄的启动资金,后又向众人募捐了三百亩义田。此外,明州政府也给予资助,划拨二百亩官田。有了德高望重的史浩、汪大猷以及沈焕的积极推动,明州乡曲义庄顺利成立。后来义庄中设置先贤祠,供奉三人像,聊以纪念。

    清中期后,在外经商富有实力的鄞县商人也纷纷乘着“义风”在家乡兴办义庄,以田租、庄屋租金收入,用于救济族内贫困者,并设立义塾培养子弟读书应试。1921年,严康懋在维勤乡严家汇头,置田1000余亩,市屋3所,设立严氏义庄以赡族内孤苦无告者。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与国是复杂而又和谐的共生关系。《礼记》云,“门内之治,门外之治”,门内即家,门外则是公共领域,二者都以“孝”为前提。此外还须有“义”,它表现在承担社会责任上,如教化、赈灾、养老送终、扶弱济贫等,此即义庄的功能所在。贤者与义庄存在于乡间,不仅传承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更维持了地方秩序与良风善俗。

    百年倏忽,善园在高楼间兴起,仿佛承接了一个昔日的梦想。如今的善园集展示、体验、参与作用为一体,兼具游览、休闲、教化的功能。在筹建与打造的过程中,先后有近百家企业、数千人次捐款捐物,募集善款超过2000万元。善园承载着宁波的历史记忆,也让人们意识到自己对这个世界所负有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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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