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萍            

    2005年，我曾拜读杨东标先生的著作《说戏与戏说》。这本书，给了我戏剧知识最初的启蒙，也使我了解并爱上了本土剧种甬剧和姚剧。此后，我一直关注杨先生的创作。如今，《杨东标戏剧新作选》面世，书中收录的7部剧作，除《结婚十年》，其余6部均已搬上舞台，还斩获多项大奖。这些戏，无论是剧本还是演出，我都先后看过。再一次整体而专注地阅读文本，有了更深的观感。

    这7部剧作，除了《梁祝》是由经典改编而成，其余都是原创剧，且都取材于浙东这方地域。或是对历史人物进行发掘，如《严子陵》《王阳明》，或是根据现实中的真人真事进行创作，如《五月杨梅红》和《海兰花》。《风雨红妆》与宁绍台一带的婚俗“十里红妆”有关。《结婚十年》则以甬上才女苏青为原型。植根地域，聚焦当下，是杨先生创作的最大特点。

    我想，这些剧作概括成一个字就是“正”。通读这些剧作，能感受到的是浩然正气、凛然正义、沧桑正道。剧中的主人公，有的是乡贤名士，懿德美行彪炳后世。如被视为知识分子标杆的严子陵、“立德立功立言”皆居冠顶的王阳明；有的是生活在当下有着美好心灵的普通人，如《五月杨梅红》中的守林员丁亮，《海兰花》中扎根海岛的女教师杨如兰。写楷模人物、先进人物，一不小心就会符号化、脸谱化，落入俗套。弘扬主流价值观，若忽视艺术规律，就难免有说教的味道。但是在杨先生笔下，这些人物有血有肉，真实可感。在《王阳明》中，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喊出“人是要讲真话的”。这句朴实的话，是“致良知、知行合一”的阳明文化的精髓，也是王阳明一生行为的诠释。而《严子陵》中，在赞扬主人公淡泊名利、追求精神独立和内心自由的同时，也提出，他并非漠然避世，而是践行“天下之大，各行其好，各择其善”的人生准则。他不为官，但仍心系苍生。《五月杨梅红》中对于丁亮的善行，作者没有过度拔高，而是定性为他对春梅母女的一种本能的怜悯。他不是没有心灵的挣扎，但是父亲的一句话“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人家”，终使他释怀。《风雨红妆》传递的价值观是：红妆不该是炫富、摆阔的资本，它承载着父母之爱和对美满婚姻的祝福。这些作品之所以能打动人，是因为作者从人情、人性着手，而且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传统民俗进行了反思，从而具有了积极的现实意义。

    剧作出版之际，钱法成、胡小孩、黄先刚等著名剧作家纷纷写来贺诗。其中，钱法成先生写道：“力写阳明扛鼎笔，华章奕世永清芬。”确实，阅读剧作，清芬满口，我折服于作品的文学魅力。虽然杨先生一直说，文字的好不是首位的，首位的是要懂得“戏”，这就涉及戏剧构思、矛盾冲突、细节运用和一些戏剧技巧，如铺垫、呼应、巧合、误会等。但作为散文家的他，仍用朴实而意蕴丰富的文字铸造了剧本的品质。《严子陵》中主人公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大段台词，《海兰花》中如兰的情深意切、发自肺腑的独白，《王阳明》中富有哲思的对话以及《梁祝》中唯美诗意的唱词，不仅有音韵之美而且极富动感。因为作者熟谙文学笔法，在剧作构思方面也是匠心独运。对于宏大题材，他善于用小人物、小物件来串连全剧，驾驭自如。如《王阳明》中两个太监一正一邪“穿针引线”，《风雨红妆》中那张千工床就是戏剧矛盾的核心，《海兰花》中富有象征意义的海兰花提升了作品的意境。细针密缕，环环相扣，完整流畅，是这些剧本共同的特点。

    书中最早的剧本创作，始于2005年。那一年杨先生退休了，有了充裕的写作时间。此后，他不仅完成了《此心光明》《天地行走》《如意之灯》三部书稿，戏剧创作也进入了喷发期，几乎每年完成一部剧作并搬上舞台。如此斐然成就无疑是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厚实的知识积累所致。儿时的戏剧情结、20多年的剧团生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班学习时对戏剧史和戏剧美学的深入浸染，使他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创作实践中，他熟悉舞台也洞悉观众的审美心理，他的作品能够情理并重，雅俗共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严谨的创作态度，在写每一部戏之前，他都要深入生活，细致采访，或者认真研究史料，厚植深耕而又精心择取，反复打磨。

    2001年，杨先生出过一部《杨东标剧作选》。两部剧作选共16部作品，基本概括了他的戏剧创作面貌。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时代印痕、社会变迁、人情世态。同时，也能感受到地域风情、家国情怀。胸中有大义，戏中有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