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 颖           

    《戏台》2016年就来过宁波。那时虽然才1月份，看完之后，朋友之间纷纷交流道：年度最佳话剧已然诞生。

    将近四年过去，二度观演，依然觉得这是一部有别于当下话剧舞台上诸多平庸之作的好戏。

    它当然是一部喜剧，观众济济一堂，笑声掌声不断。但越往后，你越能体会到它严肃的创作态度。不同于电视小品对作品“笑果”的谄媚追逐，它并不以逗人发笑为终极目的，它的喜剧表征下，藏着悲剧的内核。编导冷眼看世界，热泪流心底，嬉笑怒骂间，说尽强权之下小人物的无奈与悲凉。侯喜亭们不是没有脊骨，但血肉之躯经不起枪打炮击，终归屈服于手握枪杆的“棒槌”。在强权面前，能坚持尊严与风骨的都是英雄。但英雄是少数，是理想；而绝大多数人是小人物，要养老育小，挣钱活命，不得不矮檐下低头，这是残酷的现实。作品并不是只有倔强冷酷的批判与嘲讽的面孔，还带着一丝对这类小人物悲悯的温情。末了，“戏台”幕启，“楚霸王”凄然唱道：“枪挑了汉营中数员上将，虽英勇怎提防十面埋藏……”侯班主独坐后台，喟然叹之，是对金老板身上功夫的赞誉，对梨园行规则的叹服，亦是现实压迫下对尊严与风骨难以企及的悲鸣。当卑微如蝼蚁的“小”命运，在“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荒唐“大”背景里四处碰壁，卑躬屈膝，由此而产生的愤懑与悲凉令人动容。全剧两个半小时，朴实而有锋芒，包袱一一抖来，都在为这一刻蓄势，终至水到渠成，可谓悲怆至极！

    《戏台》的演出现场，有着饱满的气场。这种饱满来自充满张力的戏剧矛盾和生动到位的人物塑造。剧作围绕五庆班在京的《霸王别姬》上演事件推进矛盾。小到戏演还是不演，给八爷演还是给大帅演，刘瑾的袍子穿还是不穿，霸王的结局改还是不改；大到求生还是向死，面对强权坚持原则还是低头妥协……矛盾尖锐，无处不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环环相扣，非常饱满。

    这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在多个人物命运的碰撞中逐层推进。愣里愣气、没见过大世面的大嗓儿，胆小惶恐、四下周旋的侯喜亭，表面天真的笑面虎洪大帅，不知天高地厚的地头蛇刘八爷，见风使舵的处长徐明礼……纷纷登场，无一不到位。或许演的场次多了，喜剧本身又比较夸张，难免有一些演员在表演中带着小品的痕迹，略“油”略“过”，但编剧与导演交代给观众的，都自然鲜明，颇为饱满。因此，《戏台》合该得到一个充盈饱满的气场。

    唯一显得单薄的是六姨太。她是“偷腥的猫儿”，作为重要的情节推动者，在形象上更多地呈现了热情放荡、醉生梦死的一面。但她同样是生存链底层的可怜人，作为剧中唯一的女性，她的困窘与悲苦如果可以得到充实与丰满，必定会对人物关系的构建和主旨的呈现产生更多积极的影响。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剧作奇巧的构思。编剧小中见大，把强权对规则的破坏与对底层人的压迫，下放至一个小小的戏园子和戏班里。遭破坏的规则，微化为梨园行的规矩；遭压迫的弱者，具象为戏园戏班中的成员。梨园行规矩多而严：衣箱不能乱坐，衣服不能乱穿，脸不能乱勾，亮相不能亮反……“宁穿破，不穿错”，是梨园行的底线。但在强权面前，底线不得不突破，而被迫所为之事，则更在底线之下！让谁演霸王谁就得演，说谁唱得好谁就是好，即便对方把京戏唱成了河北落子。在强权面前，霸王也不得不穿上太监刘瑾的袍子，最终还要逃生过江，东山再起，可谓指鹿为马，荒唐可笑至极。不看戏的观众可能不容易体会剧中人物对于梨园规矩的坚持，而谙熟戏曲的观众，却可获得更多深可琢磨的意味。但即便没有这一点看戏的基础，为沉重的现实而不得不屈己奔波的观众们，难道就不会生出一点心有戚戚的凄惶吗？

    戏中多有人物架构与情节的巧妙呼应。两个“霸王”，你上我下，你下我上，并不产生正面接触，只通过六姨太发生关联，既有技艺精疏的对比，又有同为底层人的身份上的呼应。而在情节上，两人前后与六姨太偷情、前后上台饰演霸王、大嗓儿遭被劁威胁与被逼穿上太监刘瑾的袍子等等与细节上的呼应，使剧情跌宕，结构严谨，产生了很好的喜剧效果。

    这种巧劲也用在了戏剧矛盾的解决中。戏中八爷与洪大帅看戏之争，是洪大帅一枪解决的；京剧总唱成河北落子的矛盾，是洪大帅的赞赏解决的；洪大帅要改戏而金啸天上台时不知被迫改戏的危机，是又一个军阀攻入京城而解决的——几乎所有矛盾，在层层铺陈蓄势到顶点之后，以这样一种出乎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的方式，四两拨千斤地解决，过程之“重”与结局之“轻”的对比，巧妙而不刻意，让人忍俊不禁。

    一出戏，总有幕起幕落。好的作品却能因其风骨与水准，冲破时间的幕帘。相信若干年后，观众还会愿意坐在台下，给予《戏台》一个饱满的气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