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其军 文/摄   

    正月十七，参加“下沉一线”志愿服务，我被排在晚上十点半至次日凌晨两点半值守一个没有物业和岗亭的老小区。我带着一本诗集、一叠纸和一支笔，试图在子夜读诗，在凌晨记录一城居民的梦与心跳。临时搭起的狭小帐篷，漏风漏雨，我披着一件尼龙雨衣，将诗集与纸笔裹于怀中。待风雨暂歇，我在纸上写下一个诗题：这是凌晨两点半的余姚。

    春节前的几天，我原忙于准备观察和反映各类文旅活动如何高潮迭起。但是，突然停下了，疫情的讯息从各路通道密集涌向手机端。连续数日，我受命发布“余姚暂停所有文体、旅游节庆活动”的通知。这种紧张中，仿佛闻得到生铁与青草的味道。

    日子脱落五彩色调，袒露出素淡的画板底色。我从窗口望出去，汽车的尾灯闪烁显得无辜。我翻阅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以前读时总有心境上的隔阂，而现在的光景下，可以感同身受了。小说里，疫情最初总是隐藏在蛛丝马迹中，而恐惧是被渐渐提醒的。这段时间我读的更多的还是诗歌，仿佛诗歌的火苗可以煨焙心情。比如，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在欧阳江河的诗歌世界里，一千年藏于一秒钟内，太平洋被按在浴缸里，历史坐标与人文标识处于沙盘上，根据需要被重新安置与构建。他说：“人是时间的秘书，搭乘超音速／起落于电话线两端：打电话给自己／然后到另一端接听。”

    这些日子，我还读了《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的一些诗歌，比如长诗《纸葵》、诗集《四川在上》。龚学敏的诗歌语言像煮粥时浮在最上面的那一层稠膜。稻米与水经过文火炖熬，掀开锅盖，表面凝了一袭粮食“袈裟”。这是轻与重、冷与热、软与硬的张力，在现实与幻想间切中意象。龚学敏新近写的诗歌发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九寨蓝”上，春节期间陆续发了动物系列诗歌《濒临》和“记事诗”《时光》《庚子春节自绘图》《山居避瘟自绘图》《提灯·兼寄四川省医院援鄂医疗队医务人员》。这些我都细细读了。在《时光》里，他吟唱：“天空可怜。冬日新生的光/还未播于地上，便夭折在雾霾中。”

    关于疫情，我原有的印象是2003年的“非典”。那一次，出门还是自在的，呼吸还是自在的，只是人与人隔得远远的，且到处是大蒜与醋的气息。而这次，口罩与消毒液紧俏，新增病例的消息令人揪心。当然，听闻患者治愈出院，也有拨云见天之感。

    庚子年初，在家闷着成为一种“修行”。自正月初二起，我的家庭成员方文翰就没有下过楼，他倒也静心、踏实。晚上，一家三口看央视一套的“诗词大会”，一到点他就坐在沙发上等着了，催我快打开电视机。听选手们储备厚实、才思敏捷的古诗词应答，很享受，有时同步参与答题，答对了，他会笑得很开心。沉闷的空气由此漾开层层波澜。正月初七的夜里，我忍不住写了一首《庚子初记》：“我似乎依赖着声响，比如第一缕阳光落地／比如最后一粒霜从草叶隐遁／我为此准备足量的春风和花蕾。”

    如果一觉睡醒，发现这一切只是一场慌梦，该有多好。可是，经历是真实的。现在，疫情防控与有序复工像一架飞机的双引擎，拉动经济社会运行与起飞。同时，无论人们经历什么，自然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该响起的鸟鸣自会响起，该开的花朵依然会开。

    我盼着，庚子之初的这种寂静可以尽早封存于记忆中，像一枚琥珀。这是一段注定难忘却不愿再重复的读书生活。在《这是凌晨两点半的余姚》里，我这样写道：“将属于自然的退回给自然，将属于躁妄的退回给牲畜。”即便在肃穆的春天，我仍尊重鸟鸣，尊重晨曦，尊重山花烂漫。就像阿多尼斯在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中说：“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向我袭来的黑暗，让我更加闪亮。”